无言独上西楼

后又曾发出过“红旗究竟打得多久”的哀叹，这又是一种别具形式的“很不情愿”在当时曾被作为一种错误思想而遭到中央的批评，毛泽东还专为此写了批评文章。长征时他又因“很不情愿”走“弓背路”而牢骚满腹，又被毛泽东斥为“一个娃娃懂得什么？”在延安时他又“很不情愿”地交出兵权去当红军大学校长。解放战争初始时他同样“很不情愿”地被派往东北。打锦州时也是“很不情愿”这些个“很不情愿”交叠一起，无疑使他的心态和行为经常处在一种复杂的矛盾之中。难就难在在这些个“很不情愿”过后他竟还能成就了许多丰功伟业，怪就怪在当这些“很不情愿”过后并未影响到他“直上重霄九”的辉煌前途。要说他的“很不情愿”终未逆个人意志行事的就我所知惟有两件事：一是他的逃婚，二是领兵赴朝。他身染的痼疾在后一件事上帮了他的忙，使他在“国有疑难”时不仅名正言顺地未去朝鲜打仗反而去了苏联治病，而苏联当时堪称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后方。

    三十多年前，我就曾听说过他是一位“常胜将军”当时我是一个崇拜英雄的翩翩少年郎，那又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这种崇拜感使我在后来得知他被定为接班人后更是一度到了顶峰。我曾为有这样一位前辈老乡而感到骄傲，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九头鸟”们同样也都会为有这样的一位前辈老乡而感到自豪。长成以后看问题比较客观些了，我得知他也并非百战百胜，湘江之战的失利，四平之役的败绩，作为前线指挥员来讲，也很难说他就没有一点责任。但纵观他的一生，他又肯定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很多人眼里，他的确最擅长于打仗，在那战乱的年月里，上苍似乎就是专为打仗而将他降临人世的。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堪称他的实习作，平型关大捷堪称他的成名作，而辽沈和平津战役则堪称他的代表作。他麾下的百万雄师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他这一生可以说始终处在一种指挥作战的高度亢奋中过来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常胜将军”却在他的晚年栽到了他自己选择的“滑铁卢”无可挽回地走了“麦城”他的一生终归于一败涂地原因何在？这里只有惟一可使人信服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以往之所以常胜是因为他代表着的是正义，而最后的一败涂地则分明是因为他代表着的是邪恶。

    我从来不相信有人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坏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喜欢看电影辽沈战役，就是欣赏它的很客观的一面。它既展露他在固执己见坚持打长春时不理睬中央的错误，又称誉他在坚定打锦州后的决策时果断沉着的大将风度。这样写历史才令人可信，才显得真实。

    　 我不知道西楼的主人生前对自己的一生是否作过反思，或曰回忆。他是一个平素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之人，许多书中都是这样写他的。但我肯定他无疑很善于思考，他爱沉思，否则他不可能在指挥作战时总是稳操胜券。不知他在最后被人裹挟上车和上机时，不知他在飞机失事时的那一刹那间，他会想些什么？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可曾有过后悔么？

    不妨试着推测一下，如果说他在临终前确曾良心闪现而有过后悔，我想那应当是后悔不该“很不情愿”地去做假。他在青年、中年时尽管有过那么多的“很不情愿”尽管实践证明那都是他不成熟的表现和错误，但这种摊在桌面上的“很不情愿”毕竟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尽管当时他受到了批评，但他后来却并没有吃亏。说到底这与当时我们党内浓厚的民主风气分不开，允许人讲真话而不一棍子打死，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但晚年的他则不同了，他把自己的思想给深深地藏匿了起来，而代之以违心地搞“大树特树”他明知个人崇拜和“一言堂”导致了党内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他也明知“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一场浩劫，这在后来披露出来的他私下搞的那个“工程纪要”中可看出端倪，但他还是要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去做假，去违心地为之大唱赞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他日益膨胀起来的个人政治野心作祟以外，我以为也是与后期我们党内民主风气的逐渐丧失分不开的。谁说真话谁就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民衷心爱戴的彭大将军被罢官就是一个铁证。可悲的是西楼的主人只是从反面吸取了说真话的教训，而将违心地说假话推到了一个高峰，其结果自然是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民主是造成诸多悲剧的一大根源，阴谋家野心家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逐渐酿成的。说真话的彭大将军的被罢官诚然是一个悲剧，说假话的西楼的主人的最后晚节不保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站在西楼的阳台上，我浮想联翩，难以自已。我深深感到了建立真正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当党内真正形成敢于说真话而不会遭到打击的良好政治局面，和相应建立起铲除产生野心家阴谋家土壤的监督约束机制，那就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

    怀着一种思窦顿开的释然，我一步步地走下西楼。北戴河的夜晚华灯如昼，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200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