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骆驼

    一个偶然的因素使我想到了一定要写一写黄瑞云教授。

    客观地说，我是从黄瑞云寓言里才真正开始认识黄瑞云教授的。他的寓言思想深邃，内容丰富，构思精巧，文笔洗炼，具有典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无论是思想高度还是艺术高度窃以为与克雷洛夫寓言和伊索寓言相比都不逊色。因为熟悉其人，又深羡其文，读之起来就容易心临其境。万籁俱寂的深夜，捧读着黄教授的这本寓言，神游在黄教授的形象思维的海洋中，读着读着，我怵然一惊，从书的字里行间我恍然读出了一点什么。是的，我读出了一种寂寞。

    仿佛就在这一瞬间，我更走近了黄教授，也似乎更深切地理解了黄教授。黄教授寓言中的许多动植物本身就是寂寞的写照，他这本寓言也是他在寂寞中“无心插柳”的产物。追溯黄教授本人的大半生，他也是在寂寞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黄教授在我们这座小城，应该称得上是文化泰斗了。他教学多年，著作等身，他的名声早已飞越了国界。我虽然未能有幸成为他的桃李园中的一个，但却始终对他钦佩有加，深怀敬意。我常与他的许多学生也是我的同仁谈起过他，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黄教授太不简单了，黄教授太不容易了。说他太不简单，有他的丰硕成果为证；说他太不容易，有他的寂寞人生为证。

    或许孟老夫子说的是对的，凡成就一番事业者，命运就注定要为他的人生之路设置坎坷。仿佛不经过“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的磨练，夜莺就注定唱不出动听的歌。但我仍然不平，对黄教授的磨练，是否有点近乎于残忍？黄教授倘若能够少一点这方面的磨练，或许他的事业会更加辉煌？

    黄教授的寂寞，首先是从政治上突遭蹉跌开始的。他原籍是湖南娄底小碧桥，早年他凭着聪慧和勤奋考上了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并担任了所在班的班长。他挚热地爱着我们的党，爱着我们的祖国，展现在他前面的本应该是一条铺满阳光和鲜花的大道，然而一场反右运动却一下子把他连同他的班送进了谷底。他所在班的28名同学中，就有14名被打成右派，11名属“内部掌握”这“内部掌握”在当时的左派心目中大概应该算是“准右派”属于既可以“拉一拉”也可以“推一推”的对象。黄教授当时正属于这“内部掌握”之列。尽管多少年之后事实已经证明这是“母亲错打了孩子”然而时光却不可能倒流，黄教授那以后的20多年的生活底照中从此就少了亮色。这20多年中，他先后任教于湖北工农中学、湖北教育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但他的许多时间却是在下放劳动中度过的，文革中还在“牛棚”里呆了3年。像黄教授这样书生气很浓的正直的学者，尽管他没有因为命运的不公平而怨恨谁，也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然而笼罩在他心头的阴影却是再也涂抹不去了。他学会了沉默，习惯了寂寞。他潜心学术从此不敢再过问政治，但他又仍然执着地关心着社会和国家大事；他屏息敛声从此不敢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他又不能把想说的话长久地憋在心底。欲说不能欲罢不忍，这真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人的悲哀。于是，他想到了一种既可以说话又可以避嫌的方式，这就是写寓言。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写寓言也是要担很大风险的。许多寓言作者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右派就是明证。但黄教授却管不了这许多，倘若不让他说又不让他写他是会憋死的。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黄教授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深有感慨：“写了许多，明知道不能发表，但还是固执着写。写了就藏起来。文革中生怕被抄走，偷偷地包起来送回老家。”他在文革中许多学术论著包括他坚持了20年的日记都被抄毁，所幸的是，他“不务正业”写的一些寓言却保持完好，到八十年代终于结成了金灿灿的果实。

    黄教授的寂寞，还体现在他的感情生活上。文化人的感情世界一般来说都是相当丰富的，何况像黄教授这样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大文化人？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其之所以在一般百姓中不显得下作而反认为是浪漫，大抵与人们在思想深处对才子们比较宽容有关。但黄教授却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正统的谦谦君子，他没有唐伯虎那样的风流韵事。他的夫人是位典型的农家妇女，大字不识一个，但为人忠厚善良。他们夫妇有30多年都是两地分居，过着“牛郎织女”的日子，每年仅只12天的“鹊桥会”时间。这30多年的两地分居是个什么滋味？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倘若把他们每年相会的时间加在一起，充其量也仅仅只有一年零几个月。黄教授在武汉孑然一身，除了教书，就是读书、写书。每月发工资后例行两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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