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世之痛

道毛泽东不吃辣椒不革命后，开始猛吃辣椒。父亲原本也不抽烟，不知道从哪本杂志上知道邓小平烟瘾奇大，于是开始学习猛抽烟。抽烟、喝酒和吃辣椒本来只是个人喜好，极平凡的一件事情，父亲非要把这些鸡毛蒜皮上升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非得生拉硬扯地把自己和文豪或伟人联系在一起，好像那些不抽烟、不喝酒或者不吃辣椒的人就低人一等永无出头之日一般。因为父亲常常在人前人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这样一种荒诞可笑的情绪，从而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嫉恨。

    父亲在文星镇地位的不断下降，这是幼小的我便能感觉得到的。我曾有好几次不小心亲耳听到几个平时当着面亲热而恭敬地称呼父亲“张爹”的大伯大叔私下里说的是他的名字甚至小名。这是我疑惑的开始。

    我开始了解社会，是在我十一岁那年，我正读初中一年级。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书包里小心地平铺着期中考试全年级第一名的奖状，兴高采烈地哼着欢快的歌儿骑着自行车回家，远远地看到我家大铁门前聚集着百十号人。

    我下了车，看热闹的父老乡亲给我让出了一条路。我看到母亲和姐姐神色黯然地呆坐在我家小别墅的大铁门前，铁门上两幅白色的纸条构成了一个大大的“x”“x”上写着醒目的“封”字。

    我气急败坏地捶打铁门，问坐在门前石墩上的母亲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是因为父亲借了银行二十万的贷款做生意已有三年没有如期交付利息，银行已经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给父亲发了传票可是他没有去，今天公安局开了三辆车来了十多个人，本来是要带父亲走的，可是没逮到他，于是把我家给查封了，她也是刚才从外婆家回来才知道的。

    我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可怜兮兮而又小心谨慎地问同样六神无主的母亲：“妈，今晚咱们睡哪里啊？”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说：“一一好孩子，别怕，一切等你爸回来再说，大不了咱们都住外婆家去。”母亲安慰的话无疑给方寸大乱的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顿时不那么害怕了，虽然心头还淤积着许多被人瞧不起的难为情。我懂事地从书包里拿出平时最不喜欢的英语书，挨在母亲的身旁坐下。

    英语单词我一个也没看进去，耳朵里尽是邻居们的窃窃私语或是高谈阔论。大意无非是批评父亲当镇长时如何巧取豪夺啦，经商发迹的那几年是如何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啦，父亲做生意亏了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啦，不应该多管人家闲事啦，不应该自比什么李白毛泽东邓小平啦，诸如此类。总之，父亲那会儿简直成了一个一无是处可以枪毙一千零一次的秦桧或者万俟什么的汉奸和坏蛋。

    已经是晚饭时分，看客们开始一拨又一拨依依不舍地散去，没有一句哪怕假惺惺地劝说我们母子三人起来去他家随便用个晚饭或者将就住上一宿的言语。

    文星中学中午的伙食很差，我当时已经有些饿了。我贪婪地向平日那些好像还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左邻右舍投过去一个个无辜的眼神后，我的目标受众似乎是不约而同地视而不见，互相打几个冷皮哈哈之后，如避非典般扬长而去。

    他们的冷漠令我童年的记忆不再美好。我分明能够清楚地记得我台湾姑奶奶回来省亲以及我家盖小别墅那会儿他们的谄媚劲儿。他们当时都称我为“一一少爷”争先恐后地献殷勤，可以为我一个非常幼稚的举动忙得不亦乐乎。今天他们的态度怎么判若两人了呢？是不是看到我家没钱了就不理人了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在我的疑惑中，年将花甲的父亲骑着他的“本田”摩托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把车停在铁门前，二话没说，径直走到铁门前三下五除二把封条给扯了，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铁门打开。

    母亲不无忧虑地说，这可是法院贴的封条啊，不会抓你去坐牢吧。父亲说，放你一百二十个心，执行庭的赵庭长跟我是多年的交情，就是他昨天通知我今天不要在家的，他们来这里只是意思一下，这封条是贴给别人看的，没个屁用，你们娘儿几个就别瞎操心了！母亲紧锁的眉头这时候终于舒展开来。

    有父亲这番话的鼓励，我和姐姐争着跑进院子扯掉了家门口的封条。就在那会儿，我似乎觉得一向萎靡不振的父亲又成了心目中的英雄。

    法院果然没有再来我家找过麻烦，不过家里的情况并没有从此好转。姐姐张宜宜在文星镇中心小学教书的薪水很是微薄，大哥张奕奕接过父亲的枪在a城惨淡经营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家族生意。家里的境况眼见是一天不如一天，登门讨债的主儿倒是愈发来得殷勤。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要说服父亲养点鱼种点菜什么的贴补家用，被父亲声色俱厉地无情扼杀，说是会把老张家的脸全部丢光，他张别离以后还要不要做人。

    父亲喝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倒在马路边或者睡在家门口的壮举屡见不鲜，甚至开始对母亲和我拳脚相加。我开始厌倦上学，开始和那些以前我一直看不起的差生打成一片，踢足球成为比学习重要十倍的爱好。我还迷上了掷色子和玩纸牌，即使一次又一次输掉吃早餐和中餐的钱也乐此不疲。我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父亲对我的堕落好像并不太在意，他也许觉得我考不上大学似乎更好一些，可以早日挣钱帮他还清债务，上大学可是一麻烦事儿。

    母亲对我成绩的每况愈下感到非常不安，可是自己没有辅导我的能力，只好变卖压在箱底多年的戒指耳环什么的换一些烟酒偷偷地去孝敬我的中学老师。辛勤的园丁会在收到烟酒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一两次话，无非是勉励我好好学习，说是以我的资质前途无限光明云云。我也会装模作样地认真好几天，然后趁午休的时候依旧和几个差生跑到后山去掷色子玩纸牌。下午放学后，如果口袋里还有幸存的钞票，我就继续躲进甘蔗地或者深山老林聚众赌博，赢了钱就下馆子，输光了就去足球场发泄体力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五年的中学时光，高三那年才如梦初醒。通过一年的恶补，再加上高考考场上背水一战的即兴发挥，我居然不可思议地考上了令莘莘学子梦绕魂牵的什么大学。

    邮差送来烫金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整个文星镇差点儿蒸发掉。那个暑假，文星镇流传着只要张一一大学一毕业至少就是个副县长的美丽谎言，甚至连我赌博的陋习和孤僻的毛病都变得十分的可爱，到我家取经的家长络绎不绝。这是我父亲张别离所欣慰的，这种让人恭维让人羡慕的感觉久违很多年了。

    以前那些担心父亲没有偿还能力的债主开始当着我的面表态说可以迟些日子还啦，父亲曾经的多管闲事在访客的口中纷纷演绎成了主持正义的赞颂。父亲的酒量、烟瘾和能吃辣椒，自然也就成了名人才具备的嗜好，甚至连当初那个依靠踩了父亲一脚李戴张冠往上爬才有今天的李副区长都开始主动上我家示好。这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恶心。我分明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现代版。

    惬意的暑假转瞬即逝，很快就迎来去什么大学报到注册的日子。

    那天的阳光很柔软，懒洋洋铺满我金色的前程。在文星镇无数双几乎要掉下来的眼珠子的深情注视下，我站在熙来攘往的镇口等车，对每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敷衍地微笑或挥手。那真叫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上车的刹那，我顿时读懂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全部底蕴，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前途不可限量未来尽在掌握。我握紧拳头，几乎淡忘了左邻右舍那些刻骨铭心的冷漠，用一种非常神圣的情感暗暗发誓，四年后，我一定要回来把文星镇建设得比华西村和大邱庄还要美丽和富饶。

    我压根儿都没有想到，在什么大学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更没有想到我甚至毕不了业。时间和空间的落差最善于和喜欢做梦的人开玩笑。三四年后，我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壮志豪情，终归是如同雨打浮萍般一点点滑落，直至心碎了无痕。没有任何充分足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