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照例站班,计醉公又未免有些琐事,所以这知客竟是我一个人当了。幸喜来客无多,除了上海几个官场之外,就没有甚么人了。
忙到十二点钟之后,差不多客都到过了。开上饭来,醉公便抬呼升冠升珠,于是大众换过小帽,脱去外褂,法人也脱去白袍。因为人少,只开了一个方桌,我和卜、莫两个各坐了一面,缪、计二人同坐了一面。醉公起身把酒。我正和莫可文对坐着,忽见他襟头上垂下了一个二寸来长的纸条儿,上头还好象有字,因为近视眼,看不清楚,故意带上眼镜,仔细一看,上头确是有字的,并且有小小的一个红字,象是木头戳子印上去的。我心中莫名其妙,只是不便做声。席间谈起来,才知道莫可文现在新得了货捐局稽查委员的差使。卜子修是城里东局保甲委员,这是我知道的。大家因是午饭,只喝了几杯酒就算了。
吃过饭后,莫可文先辞了去。我便向卜子修问道:“方才可翁那件袍子襟上,拴着一个纸条儿,上头还有几个字,不知是甚道理?”卜子修愕然,棱了一棱,才笑道:“我倒不留神,他把那个东西露出来了。”醉公道:“正是。我也不懂,正要请教呢。那纸条儿上的字,都是不可解的,末末了还有个甚么四十八两五钱的码子。”卜子修只是笑。我此时倒省悟过来了。禁不住醉公钉着要问,卜子修道:“莫可翁他空了多年下来了,每有应酬,都是到兄弟那边借衣服用。今天的事,兄弟自己也要用,怎么能够再借给他呢。兄弟除了这一身灰鼠之外,便是羔皮的。褂子是个小羔,还可以将就用得,就借给了他。那件袍子,可是毛头太大了,这个天气穿不住。叫他到别处去借罢,他偏又交游极少,借不出来。幸得兄弟在东局多年,彩衣街一带的衣庄都认得的,同他出法子,昨天去拿了两件灰鼠袍子来,说是代朋友买的,先要拿去看过,看对了才要;可是这个朋友在吴淞,要送到吴淞去看,今天来不及送回来,要耽搁一天的。那衣庄上看兄弟的面子,自然无有不肯的;不过交代说,钮绊上的码子是不能解下来的,解了下来,是一定要买的。其实解了下来,穿过之后,仍旧替他拴上,有甚要紧。这位莫可翁太老实了,恐怕他们拴的有暗记,便不敢解下来。大约因为有外褂罩住,想不到要宽衣吃饭,穿衣时又不曾掖进去,就露了人眼。真是笑话!”醉公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会,家人来说马车来了,我也辞了回去。换过衣服,说起今天的情形,又提到陈稚农要宣付史馆一节,不禁叹道:“从此是连正史都不足信的了!”继之道:“你这样说,可当二十四史都是信史了?”我道:“除他之外,难道还有比他可信的么?”继之道:“你只要去检出南北史来看便知,尽有一个人的列传,在这一朝是老早死了,在那一朝却又寿登耄耋的,你信那一面的好?就举此一端,已可概其余了。后人每每白费津神,往往引经注史,引史证经,生在几千年之后,瞎论几千年以前的事,还以为我说得比古人的确。其实极显浅的史事,随便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倒没有人肯去考正他。”我道:“是一件甚么史事?”继之道:“天下最可信的书莫如经。礼记上载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可是读过礼记的小孩子都知道的,武王十三年伐纣,十九年崩;文王是九十七岁死的,再加十九年,是一百十六岁;以此算去,文王二十三岁就生武王的了。通鉴却载武王生于帝乙二十三祀,计算起来,这一年文王六十三岁。请教依那一说的好?还有一层:依了通鉴,武王十九年崩,那年才得五十四岁;那又列入六经的礼记,反以不足信了。有一说,说是五十四岁是依竹书纪年的。竹书纪年托称晋太康二年,发魏襄王墓所得的,其书未经秦火,自是可信。然而我看了几部版子的竹书纪年,都载的是武王九十四岁,并无五十四岁之说。据此看来,九十三、九十四,差得一年,似是可信的了,似乎可以印证礼记的了;然而武王死了下来,他的长子成王,何以又只得十三岁?难道武王八十一岁才生长子的么?你只管拿这个翻来复去的去反复印证,看可能寻得出一个可信之说来?这还是上古的事。最近的莫如明朝,并且明朝遗老,国初尚不乏人,只一个建文皇帝的踪迹,你从那里去寻得出信史来!再近点的,莫如明末,只一个弘光皇帝,就有人说他是个假的,说是张献忠捉住了老福王宰了,和鹿肉一起煮了下酒,叫做‘福禄酒’;那时候福王世子,亦已被害了,家散人亡,库藏亦已散失,这厮在冷摊上买着了福王那颗印,便冒起福王来。亦有人说,是福王府中奴仆等辈冒的。但是当时南都许多人,难道竟没有一个人认得他的,贸贸然推戴他起来,要我们后人瞎议论,瞎猜摩?但是看他童妃一案,始终未曾当面,又令人不能不生疑心。象这么种种的事情,又从那里去寻一个信据?”我道:“据此看来,经史都不能信的了?”继之道:“这又不然。总而言之,不能泥信的就是了。大凡有一篇本纪,或世家,或列传的,总有这个人;但不过有这个人就是了,至于那本纪、世家、列传所说的事迹,只能当小说看,何必去问他真假。他那内中或有装点出来的,或有传闻失实的,或有故为隐讳的,怎么能信呢。譬如陈稚农宣付史馆,将来一定入孝子传的了。你生在今日,自然知道他不是孝子;百年以后的人,那就都当他孝子了。就如我们今日看古史,那些孝子传,谁敢保他那里头没有陈稚农其人呢。”
说话之间,外面有人来请继之去有事。继之去了,我又和金子安们说起今天莫可文袍子上带着纸条儿的事,大家说笑一番。我又道:“这两个人,我都是久仰大名的,今日见了,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子安道:“据此说来,那两个人又是一定有甚故事的。你每每叫人家说故事,今天你何妨说点给我们听呢。”我道。“说是可以,叫我先说那一个呢?”德泉道:
“你爱先说谁就说谁,何必问我们呢。”
我道:“我头一次到杭州,就听得这莫可文的故事。原来他不叫莫可文,叫莫可基。十八岁上便进了学,一直不得中举;保过两回廪,都被革了。他的行为,便不必说了。一向以训蒙为业;但是训蒙不过是个名色,骨子里头,唆揽词讼,鱼肉乡民,大约无所不为的了。到三十岁头上,又死了个老婆,便又借着死老婆为名,硬派人家送奠分,捞了几十吊钱。可巧出了那莫可文的事。可文是可基的嫡堂兄弟。可文的老子,是一个江西候补县丞,候了不知若干年,得着过两次寻常保举;好容易捱得过了班,满指望署缺抓印把子,谁知得了一病,就此呜呼了。可文年纪尚轻,等到三年服满之后,才得二十岁左右,一面娶亲,一面想克承父志,便写信到京城,托人代捐了一个巡检,并代办验看,指省江苏,到部领凭。领到之后,便寄到杭州来。谁知可文连一个巡检都消受不起!部凭寄到后,正要商量动身到省禀到,不料得了个急痧症死了。可基是嫡堂哥哥,至亲骨肉无多,不免要过来帮忙,料理丧事。亏得他足智多谋,见景生情,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去和弟妇商量说:此刻兄弟已经死了,又没留下一男半女,弟妇将来的事,我做大伯子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但是我只靠着教几个小学生度日,如何来得及呢。兄弟捐官的凭照,放在家里,左右是没用的,白糟蹋了;不如拿来给我,等我拿了他去到省,弄个把差使,也可以雇家,总比在家里坐蒙馆好上几倍。他弟妇见人已死了,果然留着也没用,又不能抵钱用的,就拿来给了他。他得了这个,便马上收拾趁船,到苏州冒了莫可文名字去禀到。”
正是:源流虽一派,泾渭竟难分。未知假莫可文禀到之后,尚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