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 他微微一笑,靠在头枕上,他的前额几乎碰到顶篷。我们什么也没说,静静坐在黑暗中,听着引擎冷却的“嘀嘀”声,远处传来一阵警笛的鸣叫。然后爸爸将头转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了。”
听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对铁手掐住了。我把车窗摇下,等待那双铁手松开。
毕业典礼隔日,我告诉爸爸,秋天我就要去专科学校注册了。他正在喝冷却的红茶,嚼着豆蔻子,他自己用来治头痛的偏方。
“我想我会主修英文。”我说,内心忐忑,等着他的回答。
“英文?”
“创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红茶“故事,你是说,你要写故事?”我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
“写故事能赚钱吗?”
“如果你写得好,”我说“而且又被人发掘的话。”
“被人发掘?机会有多大?”
“有机会的。”我说。
他点点头。“那你在写得好和被人发掘之前准备干什么呢?你怎么赚钱?要是结婚了,你怎么撑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着他的眼睛“我会找份工作。”
“哦!”他说“哇!哇!这么说,如果我没理解错,你将会花好几年,拿个学位,然后你会找一份像我这样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轻易找到的工作,就为渺茫的机会,等待你拿的学位也许某天会帮助你被人发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红茶,咕哝地说着什么医学院、法学院,还有“真正的工作”
我脸上发烧,一阵罪恶感涌上心头。我很负疚,我的放纵是他的溃疡、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换来的。但我会坚持自己的立场,我决定了。我不想再为爸爸牺牲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咒骂自己。
爸爸叹气,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里。
有时,我会开着我的福特,摇下车窗,一连开几个钟头,从东湾到南湾,前往半岛区[1]东湾(eastbay)、南湾(southbay)和半岛区(penisula)均为旧金山城区。[1],然后开回来。我会驶过弗里蒙特附近那些纵横交错、棋盘似的街道,这里的人们没有和国王握过手,住在破旧的平房里面,窗户破损;这里的旧车跟我的一样,滴着油,停在柏油路上。我们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铅灰色的铁丝栅栏围起来,乱糟糟的草坪上到处扔着玩具、汽车内胎、标签剥落的啤酒瓶子。我驶过散发着树皮味道的林阴公园,驶过巨大的购物广场,它们大得足可以同时举办五场马上比武竞赛。我开着这辆都灵,越过罗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过一片住宅区,那儿的房子有景观窗,银色的狮子守护在锻铁大门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喷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开,停车道上没有福特都灵。这里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尔的房子看起来像仆人住的。
有时候,在星期六我会早起,朝南开上17号高速公路,沿着蜿蜒的山路前往圣克鲁斯。我会在旧灯塔旁边停车,等待太阳升起,坐在我的轿车里面,看着雾气在海面翻滚。在阿富汗,我只在电影里面见过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着,我总是寻思,我在书上看到,说海水闻起来有盐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诉哈桑,有朝一日,我们会沿着海藻丛生的海滩散步,让我们的脚陷进沙里,看着海水从我们的脚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时,我差点哭起来。它那么大,那么蓝,跟我孩提时在电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样。
有时候,夜幕初降,我会把车停好,爬上横跨高速公路的天桥。我的脸压着护栏,极目远望,数着那缓缓移动的闪闪发亮的汽车尾灯,宝马,绅宝,保时捷,那些我在喀布尔从来没见过的汽车,在那儿,人们开着俄国产的伏尔加,破旧的欧宝,或者伊朗出产的培康。
我们来到美国几乎快两年了,我仍为这个国家辽阔的幅员惊叹不已。高速公路之外,还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还有城市,山脉之外还有峰峦,峰峦之外还有山脉,而所有这些之外,还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国佬的军队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乡村被烧焚、学校被毁坏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种子那样遍布、儿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对我来说,喀布尔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萦绕之城。
美国就不同了。美国是河流,奔腾前进,往事无人提起。我可以进这条大川,让自己的罪恶沉在最深处,让流水把我带往远方,带往没有鬼魂、没有往事、没有罪恶的远方。
就算不为别的,单单为了这个,我也会拥抱美国。
接下来那个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满21岁——爸爸卖掉他的别克,花了550美元,买了一辆破旧的1971年出厂的大众巴士,车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尔教高中的科学课程。那天下午,巴士轰鸣着驶进街道“突突”前往我们的停车场,邻居都把头转过来。爸爸熄了火,让巴士安静地滑进我们的停车位。我们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泪从脸颊掉下来,还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们确信没有任何邻居在观望,这才走出来。那辆巴士是一堆废铁的尸体,黑色的垃圾袋填补破裂的车窗,光秃秃的轮胎,弹簧从座椅下面露出来。但那位老教师一再向爸爸保证,引擎和变速器都没有问题,实际上,那个家伙没有说谎。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来。他穿衣的时候,我浏览本地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圈出车库卖场的广告。我们设定线路——先到弗里蒙特、尤宁城、纽瓦克和海沃德,接着是圣荷塞、米尔皮塔斯、桑尼维尔,如果时间许可,则再去坎贝尔。爸爸开着巴士,喝着保温杯里面的热红茶,我负责引路。我们停在车库卖场,买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货。我们搜罗旧缝纫机,独眼的芭比娃娃,木制的网球拍,缺弦的吉他,还有旧伊莱克斯吸尘器。下午过了一半,我们的大众巴士后面就会塞满这些旧货。然后,星期天清早,我们开车到圣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场,租个档位,加点微薄的利润把这些垃圾卖出去:我们前一天花二毛五分买来的芝加哥唱片也许可以卖到每盘一元,或者五盘四元;一台花十元买来的破旧辛格牌缝纫机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也许可以卖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个夏天,阿富汗人已经在圣荷塞跳蚤市场占据了一整个区域。二手货区域的通道上播放着阿富汗音乐。在跳蚤市场的阿富汗人中间,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为规范:你要跟通道对面的家伙打招呼,请他吃一块土豆饼或一点什锦饭,你要跟他交谈。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劝;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声恭喜;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阿富汗人和俄国佬,你就悲伤地摇摇头。但是你得避免说起星期六的事情,因为对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车挡住、以致错过一桩好买卖的家伙。
在那些通道里,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场是这样的地方,你可以喝绿茶,吃杏仁饼,听人说谁家的女儿背弃婚约,跟美国男友私奔去了;谁在喀布尔用黑钱买了座房子,却还领救济金。茶,政治,丑闻,这些都是跳蚤市场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备的成分。
有时我会看管摊位,爸爸则沿着过道闲逛。他双手庄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尔认识的熟人打招呼:机械师和裁缝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车头盔和旧羊毛衫,过道两边是原来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医生和大学教授。
1984年7月某个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摊位,我到贩卖处买了两杯咖啡,回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纪、相貌出众的先生说话。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后面的保险杠上,紧邻里根和布什竞选1984年总统的宣传画。
“阿米尔,”爸爸说,示意我过去:“这是将军大人,伊克伯塔赫里先生,原来住在喀布尔,得过军功勋章,在国防部上班。”
塔赫里。这个名字怎么如此熟悉?
将军哈哈干笑,通常在宴会上,每当重要人物说了不好笑的笑话,人们就会听到这样的笑声。他一头银发整齐地梳向后面,露出平滑的黄铜色前额,浓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闻起来有古龙水的香味,穿着铁灰色的三排扣套装,因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着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怀表的金链子。
“这样的介绍可不敢当。”他说,他的声音低沉而有教养。“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将军大人。”我说,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肤下面藏着钢条。
“阿米尔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说。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念完大学一年级,考试门门都得优。”
“是专科学校。”我纠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里将军说“你会写我们国家的故事吗,也许可以写写历史?经济?”
“我写小说。”我说着想起了自己写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笔记本里面那十来个故事,奇怪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讲故事的。”将军说“很好,人们在如今这样的艰苦岁月需要故事来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转向我。“说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贾拉拉巴特去猎野鸡,”他说“那次真叫人称奇。如果我没记错,你爸爸打猎跟他做生意一样,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着摆在我们的帆布上一把木制网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里将军露出一丝礼貌而哀伤的微笑,叹了口气,轻轻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总会继续。”他把眼光投向我“我们阿富汗人总是喜欢夸大其词,孩子,我听过无数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这个词。但是,你的爸爸属于少数几个配得上这个形容词的人。”这番短短的话在我听来,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辙:用的场合太多了,闪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说。
“我没有。”将军说,他侧过头,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们父亲的优点。”他转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吗,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吗?”
“当然,将军大人,我崇敬他。”我说,要是他别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么,恭喜你,你已经快要长成一位男子汉了。”他说,口气没有半点幽默,没有讽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维。
“亲爱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她站在我们后面,是个身材苗条的美人,天鹅绒般的黑发,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保温杯和一个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浓,中间连在一起,宛如飞翔的鸟儿张开的双翅,笔挺的鼻子很优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许像拓敏妮,沙纳玛书中罗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妈妈。她那长长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对望了一会儿,移开了视线。
“你真乖,我亲爱的。”塔赫里将军说,从她手里接过杯子。在她转身离去之前,我见到她光滑的皮肤上有个镰状的棕色胎记,就在左边下巴上。她走过两条通道,把保温杯放在一辆货车里面。她跪在装着唱片和平装书的盒子中间,秀发倾泻在一旁。
“我的女儿,亲爱的索拉雅。”塔赫里将军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看来想换个话题了,他掏出金怀表,看了看时间。“好啦,到时间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亲吻脸颊,用双手跟我握别。“祝你写作顺利。”他盯着我的眼睛说,浅蓝色的双眼没有透露出半点他心里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总忍不住望向那辆灰色的货车。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我想起来了。塔赫里,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个名字。
“是不是有过关于塔赫里将军女儿的流言蜚语啊?”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说,他开着巴士,在跳蚤市场出口长长的车队中缓慢前进。“每当人们说三道四我都会走开。”
“可是有过,是吗?”我说。
“你为什么要问呢?”他犹疑地看着我。
我耸耸肩,挤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吗?真是这样吗?”他说,眼光露出一丝狡狯,看着我的眼睛“你该不是对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开“拜托,老爸。”
他微微一笑,驱车离开跳蚤市场。我们朝680公路前进。有那么一会儿,我们并没有说话。“我所听到的是她有过一个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严肃地说,好像跟我说她得了乳癌一样。
“哦。”
“我听说她是个淑女,工作卖力,待人也不错。但自那以后,再也没有媒人敲响将军的家门。”爸爸叹气“这也许不公平,但几天内发生的事情,有时甚至是一天内发生的事情,也足以改变一生,阿米尔。”
那晚我辗转反侧,老想着索拉雅塔赫里的镰状胎记,想着她那优雅的笔挺鼻子,想着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对望的情景。我的思绪在她身上迟疑不肯离去。索拉雅塔赫里,我的交易会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