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俩经常携着画夹到校园里互画人像素描。不多天,李因查出肺结核休学,我顶替了他的空缺。世英是一个离不开朋友的人,他显然喜欢我,而我又深深地被他吸引。只要他在学校里,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我们住同一寝室,早晨一同漱洗,一同上食堂。去教室上课,往返路上,他骑自行车,我就坐在后座上。我们还常常一同逃课,躲在寝室里看书或闲聊。晚上熄灯后,我们会在盥洗室里逗留一会儿,他压低嗓音向我发表各种感想。他对我基本上无话不谈,后来成立x以后,他以及张、孙写的作品,他也都拿给我看。因此,对于导致他后来惨死的那个x小团体的情况,我可以算是一个相当知情的人。
在语文课的一篇作文里,世英写道:“我什么话都对周国平说,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小,还是因为他能理解人。”语文老师在“因为他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批道:“小怎么是理由呢?”他有所不知,其实小还真是一个原因。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而且样子比年龄又小许多,进大学后仍在长个儿,临毕业还常被人误当做中学生。有一回,我进一家旧书店挑了几本书,付款时,收款的老头好奇地问我是哪个中学的,突然瞥见我的校徽,立刻叫起来:“快看,这么小就上北大了,还买这么多书!”正在架前挑书的几个女中学生都回头看我,使我既害羞又得意。世英对我的喜欢的确有怜小的因素,跟张、孙谈到我时总把我昵称作小家伙。其实,所谓“能理解人”也和小有关,因为小,不通世故,心地单纯,又敏于感受,因此在全班同学为求政治上的进步而与世英拉开距离时,我独能对他怀着同情的理解。不过,真正说来,我是崇拜世英的,这是一个少年对一个富有魅力的青年的情不自禁的崇拜。他比我大三岁,现在想来,当时也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孩子而已,但在那时的我眼里就算一个大人了。他的外表就非常帅,身高一米七八的个儿,体格匀称结实,一张轮廓分明极具个性的脸,很像一张照片中的青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一件中式对襟布褂,风度既朴素又与众不同。当然,更令我折服的是他的精神素质,除了思想上的真诚之外,他又是一个极善良的人,对朋友一片赤忱,热情奔放,并且富有幽默感,顽皮而善于说俏皮话。我是在最容易崇拜一个人的时候遇见他的,然而,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我在北大一共生活了六年,其中,上学仅两年,农村四清两年,文革又两年。在这六年中,我与世英有两段密切的交往,一是大学一年级,另一是文革中直到他去世。当我回顾我的北大岁月时,与世英的交往无疑是其中最难忘也最重要的篇章。我完全有理由说,我从这一交往中学到的东西,远比哲学系全部课程所教给我的更多,当然也更本质。如果没有世英,我相信我仍能凭借自己的悟性走上后来走的路,但是,因为青春期播下的种子比较单薄,这条路上的风景会逊色得多。对于我来说,在一定的意义上,郭世英就意味着我的大学时代,而文革就意味着郭世英之死。因此,我在这一部分中不免要经常谈到郭世英,不过将限于主要谈他对我的影响。我不想在这里讲述他的全部故事,那应该是另一本书的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