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冻

起来，民主墙渐渐萧条了，但仍苟延了一年左右。我偶尔还去看看，多的是赴京告状者的控诉和精神病患者的梦呓。有时也能看到好玩的东西，例如，一张题为胡言乱语的大字报主张性自由和裸体，一封致美国总统卡特的公开信申请移居美国。这两种要求在当时都足以被看作胡言乱语，不少观者报之以惊诧或耻笑。人们很难料到，在若干年后的中国，移居国外的自由和相当程度的性自由都成了事实，受到了法律的承认或默许。

    除了思想的活跃之外，艺术也呈现活跃的景象。朦胧诗从地下走到地上，油印诗刊今天在大学生中流传，芒克、北岛、顾城、舒婷等人获得了许多青年崇拜者。1979年春天，全北京都在谈论一个题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它的广告贴在民主墙上，举办者是一个叫“四月影社”的民间团体，展出地点却是中山公园，开了新时期民办艺术活动的先声。在文化禁锢许多年后，它的展品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湖面上两只鹅，头和脖子埋在水中，屁股朝着镜头，旁白是：“别让他们照，谁知道他们什么目的。”两个老太婆彼此隔着一段距离，把耳朵贴在回音壁上听，对白是：“听见了吗？”“听见了。”“说什么？”“听不清。”这类巧思令参观者忍俊不禁。

    电影包括许多国外原版片暂时解禁了，有门路的单位各显神通，源源不断弄来放映。那些日子里，人们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到处看电影，有时一天要赶好几场。大多是未经译制的原版片，由懂外语的人客串做同声翻译，但水平悬殊。原版片中常有裸体或色情镜头，遇到这种情况，仿佛有不成文的规定，放映员必定现场作技术处理。一般是改变焦距，使银幕上一片模糊，或者遮挡一下镜头，或者干脆掐断，结果把整部影片弄得支离破碎。

    手提式录音机在当时还是新鲜玩意儿，人们纷纷托人从沿海地区买来走私货。邓丽君的歌曲刚刚从香港传入，爱好者们争相转录和播放。商店里大批出售曾经遭禁的喇叭裤。街上奇装异服多了，留长发的多了，仿佛突然从地下冒出了一大批艺术家。在公园里，在马路上，情人们当众搂抱接吻。这是正在解冻的中国，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方面扮演着先锋的角色，深刻的人在革新思想和艺术，浅薄的人也在通过追求外表的时髦改变着保守的生活观念。

    社会上的浪潮在研究生中也引起了震荡。有一天，我们宿舍里爆发了一场辩论，起因是一个同学逛陶然亭公园，看到恋人们在长椅上亲热，大受刺激，回来发议论，谴责这是不讲道德。我反驳道：“人家碍着谁了，怎么就不道德了？”在场同学立刻唇枪舌剑起来，新旧两派各四人，势均力敌。争论的焦点是性自由。我陈述我的观点说：我们国家提倡晚婚，而婚前性关系均被视为不正当乃至非法。人到一定年龄就有性要求，这是自然规律，强行压制的结果是，大部分人不得不苦闷地度过一长段青年时期，而那些不慎或胆敢冲破压制的青年则备受舆论的指责，行政的干涉，留下了洗不掉的污点，影响一生的前途。同时，由于婚前不准同居，结婚是满足性要求的唯一途径，因此造成了许多不成熟的婚姻。结论是婚前应该有性自由。另一个现代派补充说：不但婚前，而且婚后，也应当有性自由。话音刚落，保守派嚷成了一片：“天哪，这不是乱了套了吗？”“简直是在为流氓活动辩护！”“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反驳说：在一切性关系中，只有卖淫和强xx才是流氓活动。一个保守派强调：已婚者应该忠于自己的爱人。这时候，一直没有说话的第四个现代派慢条斯理地口吐惊人之语：“打个比方吧，一个中国人，有时去日本玩玩，有时去美国玩玩，能说他不忠于中国吗？”众人大哗，一齐哄笑起来。这第四个现代派名叫王小平，是已故作家王小波的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