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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9部_第八章 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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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告诉我们,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寒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参考消息

    黄河夜奔

    农民军于投降一道深有研究,知道如何最能打动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将领。在王朴接受了贿赂之后,农民军诸将“环跪而泣”,大家跪了一圈开始向他哭诉,迷惑对方。然后在一个月黑风高、雪夜奇寒的夜晚,黄河正巧于此时大面积结冻,李自成等人便趁这个机会,将一些木板等物铺在冰面尚未冻实的地方,率军渡河。一夜之间,农民军全军突围。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儿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儿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儿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儿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河南流寇的动向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之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纪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儿,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陈奇瑜的管辖范围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参考消息

    陈奇瑜和钓鱼台

    陈奇瑜被弹劾罢官,回到了老家山西保德,买下了临近黄河的一块绝壁,修筑了一座悬崖上的钓鱼台。陈奇瑜还是很有钱的,为了修建悬崖建筑,他在战乱之中米价奇贵的时候募工,要人从山上往下背运石渣,一升米换一升石渣,历时五年终于将钓鱼台完工。然而,明灭清起时,清廷下旨要陈奇瑜任官被拒,同时陈奇瑜又交往了一些明朝遗老,他最终被清廷以蓄发不剃、密谋反清等罪名惨杀。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的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吃惊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谷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做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把民军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撒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撒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参考消息

    车厢峡

    车厢峡发生的战役,还有另一个李自成所宣扬的民间传说版本,内容说高迎祥英明神武,神机妙算,早料到孙督师会在黑水峪设伏,于是来了个反埋伏,等到孙传庭率军到日,派一小队骑兵早早恭候,将大军引入峡中,然后四下放火,孙传庭的“十万大军”全军覆没,只剩督师一人逃命。而高闯王却在大胜之后不慎中了孙传庭的“奸计”,被逮到京师处死。这一传说使得打败了孙传庭的高迎祥声名大振,并赢得了更多的追随者。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儿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

    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而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找一个人,看一百个人。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儿去啃树皮,差点儿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儿,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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