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炮作用，从而使一直依附于自给自足封建经济的朝鲜人民的生活日趋贫困。

    同时，日本还很快地垄断了朝鲜的对外出口。日本以不等价的交换方式，从朝鲜大量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明显地带有资源掠夺的性质。

    综上所述，至80年代初期，朝鲜不仅成为日本和西方工业品的销售市场，而业成为日本的主要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产地。

    同时，朝鲜开国及其经济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客观上刺激了朝鲜民族工商的发展。开港后，朝鲜的商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的积累增加很快。于是，朝鲜出现了一批有名的巨商，朝鲜社会中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不断扩大，传统的封建社会近一步解体。

    朝鲜经济与国际市场相联系，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和信息量，促进了沉睡的人们逐渐觉醒，朝鲜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形成。朝鲜政府开始争取修改不平等朝日条约的免税贸易条款，以维护朝鲜的关税自主权。

    同时，日本政治上对朝鲜的影响在步步加强。例如日本通过开展邀请朝鲜绅士访问团和招待修信使外交，在朝鲜社会上层培植亲日势力，派遣日本军人训练朝鲜新式军队——别技军，以控制朝鲜的军队等等。

    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于增加朝鲜政府各权力机构的亲日倾向。但实际上，日本以奴役朝鲜为目的的政治外交与经济扩张，只能促进朝鲜社会的民族精神，助长朝野中有识之土努力寻找排除日本威胁、争取民族独立的途径。

    作为高宗十七年日本开展朝鲜修信使招待外交对象之一的金弘集，则扮演了引导朝鲜国王走向了“以夷制夷”的外交道路，给朝鲜政治外交史以很大影响。

    1880年，为解决日韩间仁川开港、禁输米谷与改正海关税则等悬而未决的问题，礼曹参议金弘集率领朝鲜使团离开汉城，抵达东京对日交涉。交涉失败之后，曾多次访问中国驻日公使馆，与清政府驻日公使何如璋、公使参赞官黄遵宪就国际大势、朝鲜的外交政策诸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之后，何如璋命黄遭宪撰写了朝鲜策略一书送给金弘集。朝鲜策略是清政府内李鸿章、丁日昌与张之洞见解的综合，主旨为，利用欧美诸国对朝鲜的利益均沾政策，抵制俄日两国的侵朝企图。清朝出于一己之私，在朝助策略中提出了“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的路线主张。

    但时金弘集对黄遵宪的见解产生了强烈共鸣，认为朝鲜的锁国制度既然已被打破，就不能回避与欧美列强开始国交；而且列强的利害也未必—致，痛感朝鲜为本国的和平和利益计，必须确立适当的外交政策。

    金弘集回国之后，立即将朝鲜策略和自己撰写的修信使记录上呈高宗，建议联合列强对抗俄国。高宗为此事召见了重臣，以领议政李最应、左议政金炳国为首的内阁重臣们全无异议，一致认为依目前国际情势判断，朝鲜孤立已不可能，决定以通交、柔远的方针对付列强。

    朝鲜政府派密使东渡日本，请清驻日公使何如璋出面斡旋，与美国通交。何如璋遂访问了美国公使平安，并向美国公使“出示了将由朝鲜提交美国的条约草案”但是，由于平安没有得到华盛顿的授权，末接受何如障的提议。

    到了1880年末和1881年初，朝鲜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对仁川开港和指责朝鲜策略的儒生与保守派官吏的上疏运动；他们弹劫金弘集，攻击“主和护邪”重臣，直至国王高宗。在这种情况下，1881年初，朝鲜政府以派员来华学习武备为名，携领议政李最应书函向李鸿章转达欲与欧美立约之意。

    朝鲜政府碍于国内局势，一直欲藉中国之力，请中国代为主持朝美签约事宜。从1881年3月至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签字前夕，李鸿章坚持要朝鲜派全权代表直接与美使谈判，但是，高宗和执政大臣顾忌国内政局变故，始终不肯派出全权代表，李鸿章遂代为拟订朝美约稿十款，作为与薛斐尔会谈的基础。

    会谈在天津举行，由于戴着“援助者”、“保护者”假面具的美国代表，顽固策划要把最大限度能满足自己侵略目的可能性，规定在条约之内，会谈旷日持久。

    在谈判过程中，争论最多、立场对立最尖锐的问题是有关清廷与朝鲜李氏政府的关系的条款。清廷担心以传统的封建宗藩关系为表现形式的中朝紧密联系被打破，会损及两目的根本利益，想把当时仍在维系着的中朝关系现状的明文列入朝美条约第一条。

    因此中朝方提案第一条有“中国属邦、政治仍得自主”的字样。这种作法的目的是，想通过这种“不粘不脱”的传统关系，建立一种反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联盟。因此，这种关系既不完全与传统的、封建的宗藩关系相似，更与西方列强强加于殖民地保护国的宗届关系的强性质不同。当时，美国驻华代理公使已敏锐地发现这后一种差异的性质。因此，薛斐尔故意不在条约中加入此类文字。

    薛斐尔在谈判中态度蛮横，坚持要把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加于朝鲜，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威胁。在一封信中他写道：对中国和李鸿章来说，唯一受到重视的呼吁和辩论就是武力，因此我们的政策应该专以美国利益为准绳，并以他们所懂得的论证——武力、压力，而不是劝解，来予以推行。在薛斐尔的压力下，李鸿章终于放弃了第一条的争论部分，条件是“于立约后设法声明”朝鲜政府与清廷的传统关系。薛斐尔未加反对，但也不正面回答。

    整个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与其助手始终与朝鲜使者金允植保持着紧密的接触和协商，在中美代表会谈期间，中朝双方先后进行过六次会谈。同时，李鸿章继续要求朝鲜政府，另派大员与薛使商办，但朝鲜专使行动迟缓，当他们尚在去天津途中时，天津预备会谈已经结束。

    高宗19年（1882年）5月20日，朝鲜全权大臣申宪与美国全权代表薛斐尔在清朝官员马建忠、丁汝昌的参加下，正式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最后签署的文本，除增补禁止仁川港出口米谷一条外，其余基本上维持了天津协议的条约稿本。

    条约全文14款，其中第一款规定：“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色，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这一条是朝鲜方面最感兴趣与美国政府最爱炫耀的部分，而实际上，是美国推行扩张政策的掩饰。美国不仅在朝鲜处于危难时不履行条约义务，给予援队，而且把朝鲜作为日本侵略主义者的牺牲物，反给日本以积极的援助。

    此外，条约还规定：“嗣后，大朝鲜国君主有何惠政、恩典、利益及施他国或其商民，无论关涉海面、行船、通商、贸易、交往等事，为该国并其南氏从来未霑，抑为此条约所无者，亦准美官民一体均霑”；美国人享有在朝鲜居住和领事裁判权；朝鲜要为美国来往船舶提供停泊、救护、饮食和保护美国公民的义务；美国在朝鲜享有“最惠国待遇”进口货物“有关民生日用品者，照估价值百抽税不得过十”之低率关税。

    关于朝鲜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最终定为：“乃议由朝鲜国王另备照会，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条约第一款的内容是援引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目的在于弥补上述办法的不足。李鸿章一伙洋务派官员以为经过这一番设计，即可确保清政府与朝鲜的传统关系，又可牵制日本在朝鲜的行动。而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朝鲜国土的照会，根本不予重视，形同废纸。

    大清国李鸿章与朝鲜官员的悲剧在于不了解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不了解美日勾结正在形成。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扬约翰所供认的“我们在朝鲜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最终服务于日本，并为了她的利益帮助那个宛如画中的迷人的国家”

    朝美修好通商条约是朝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为西方列强奴役朝鲜奠定了基础。而清朝的决策既有违于宗主国不直接干预属国内政外交的传统，又违背了朝鲜人民自“辛末洋扰”以来对美国侵略者憎恶的正义感情。

    其结果，不但进一步破坏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极大地损害了宗主国的形象，加速了闵氏政权开放的步伐；提出的“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的朝鲜策略，也激化了朝鲜内部开放与反开化势力的矛盾，而且使朝鲜问题日益复杂化，导致了日美及西方列强借口朝鲜为“独立国”肆无忌惮地向朝鲜渗透其侵略势力，把朝鲜深深地卷入列强在远东争夺的旋涡。

    继美朝修好通商条约成立后，西方其他列强纷纷效尤，英、德、俄、法、奥匈、比利时和丹麦等国先后与朝鲜签订了类似的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