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豫的人
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魏忠贤害怕了,他以及他的阉党,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用历史书上的话说,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相比而言,第二个结果有点儿歪打正着:七君子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逃过了一劫。
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倒不是他足智多谋,把事情都搞定了,也不是魏忠贤怕事,不敢抓他,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
其实民变发生当天,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抓黄尊素的特务。
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要去余姚,自然要经过苏州,于是就赶上了。
实在有点儿冤枉,这帮人既没捞钱,也没勒索,无非是过个路,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过于能打,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就把他们顺道也干了。
要说还是特务,那反应真是快,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虽说不知怎么回事,立马就闪人了,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总算是逃过了一劫。
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坏了,驾帖丢了。
所谓驾帖,大致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照眼下这情景,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想来想去,也就不去了。
于是黄尊素纳闷了,他早就得到消息,在家等人来抓,结果等了十几天,人影都没有。
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躲是躲不过去的,大家都死了,一个人怎能独活呢?
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到衙门去报到,几个月后,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
在黄尊素走前,叫来了自己的家人,向他们告别。
大家都很悲痛,只有一个人例外。
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
“父亲若一去不归,儿子来日自当报仇!”
一年之后,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黄尊素死了,东林党覆灭,“六君子”、“七君子”全部殉难,无一幸免,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
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其斗争策略,就是毫无策略,除了愤怒,还是愤怒,输得那真叫彻底,局势基本是一边倒,朝廷是魏公公的,皇帝听魏公公的,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
事实上,机会还是有的,一个。
在东林党里,有一个特殊的人,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孙承宗。
在得知杨涟被抓后,孙承宗非常愤怒,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
但他想了一下,便改变了主意。
孙承宗很狡猾,他明白上疏是毫无作用的,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
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他此行的目的,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
对一般人而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不大见人,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想见他老人家一面,实在难如登天。
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打小他就教朱木匠读书,虽说没啥效果,但两人感情很好,魏公公几次想挑事,想干掉孙承宗,朱木匠都笑而不答,从不理会,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
他并不傻,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是不会上当的。
于是魏忠贤惊慌了,他很清楚,孙承宗极不简单,不但狡猾大大的,和皇帝关系铁,还手握兵权,如果让他进京打小报告,那就真没戏了。就算没告倒,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是没啥指望的。
魏忠贤正心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
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公立齑粉矣)。
魏公公疯了,二话不说,马上跑到皇帝那里,苦苦哀求,不要让孙承宗进京,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身为忠臣,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皇帝大人毫不慌张,他还安慰魏公公,孙老师靠得住,就算带兵,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
这个判断充分说明,皇帝大人非但不傻,还相当之幽默,魏公公被涮得一点儿脾气都没有。
话说完,皇帝还要干木匠活,就让魏公公走人,可是魏公公不走。
他知道,今天要不讨个说法,等孙老师进京,没准儿就真成粉末了。所以他开始哭,还哭出了花样——“绕床痛哭”。
也就是说,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不停地哭。皇帝在床头,他就哭到床头,皇帝到床尾,他就哭到床尾,孜孜不倦,锲而不舍。
皇帝也是人,也要睡觉,哭来哭去,真没法了,只好发话:
“那就让他回去吧。”
有了这句话,魏忠贤胆壮了,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让孙承宗回去。
然而不久之后,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孙承宗若入九门,即刻逮捕!”
那个消息的内容是,孙承宗没有带兵。
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他只想上访,不想造反。
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大胆反抗来到京城,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
事实上,这是很有可能的,鉴于全人类都知道,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进入九门,光荣被捕。
然而,他整整等了一夜,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孙承宗十分愤怒,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他的愤怒到达了顶点,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返回了。
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却不可能是假的。
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他见皇帝,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说来就来了,胡说八道是没用的。
然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如果继续前进,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
摆在他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回去睡觉,老老实实待着。二、索性带兵进京,干他娘的一票,解决问题。
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政治上很会来事,谁也动不了,军事上稳扎稳打,眼光独到,且一贯小心谨慎,老谋深算,所以多年来,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
但在这一刻,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犹豫。
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绝不应战,所以他到辽东几年,收复无数失地,却很少打仗。
而眼前的这一仗,他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他放弃。
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东林党已再无希望。
三十年前,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对的终究是对的,错的终究是错的。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维护世上的公义,使那些身居高位者,不能随意践踏他人,让那些平凡的人,有生存的权力。
为了这个理想,他励精图治,忍辱负重,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坚持道统,至死不渝。在他的身后,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
然而杀身固然成仁,却不能成事。
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终究再无回天之力。
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自命清高,还空谈阔论,缺乏实干能力。
小时候,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曾说道: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
我曾问:何谓封建士大夫?
老师答:封建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里,局限、落后、腐朽的势力,而他们的精神,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
多年以后,我亲手翻开历史,看到了另一个真相。
所谓封建士大夫,如王安石、如张居正、如杨涟、如林则徐。
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就是没落、守旧、不懂变通,不识时务,给脸不要脸,瞧不起劳动人民,自命清高,即使一穷二白,被误解、污蔑,依然坚持原则、坚持信念、坚持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高高在上,无论对方反不反感。
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无论对方接不接受。
坚信国家危亡之际,必须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或许永远也不会认识的芸芸众生,并为之奋斗一生,无论对方是否知道、是否理解。
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那传说了无数次,忽悠了无数回,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终会到来。
遗弃
孙承宗失望而归,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只能
拯救辽东。
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可他反复游说,皇帝就是不松口,还曾经表示,如果孙老师出了事,就唯你是问。
魏公公只好放弃了,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手里握着十几万人,实在有点儿睡不安稳,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还找了几十个言官,日夜不停告黑状。
孙承宗撑不下去了。
天启五年(1625)十月,他提出了辞呈。
可是他提了N次,也没得到批准。
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是他实在走不了,因为没人愿意接班。
按魏忠贤的意思,接替辽东经略的人,应该是高第。
高第,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是个相当厉害的人。
明代的官员,如果没有经济问题,进士出身,十几年下来,至少也能混个四品,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熬死两个皇帝,连作风问题都没有,到天启三年(1623),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非常人所能及。
更厉害的是,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第二年就退休了。
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但算来算去,在兵部混过的,阉党里也只有他了,于是二话不说,把他找来,说,我要提你的官,去当辽东经略。
高先生一贯胆小,但这次也胆大了,当即回复:不干,死都不干。
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往死里磕头(叩头乞免):我都这把老骨头了,就让我在家养老吧。
魏忠贤觉得很空虚。
费了那么多精神,给钱给官,就拉来这么个废物。所以他气愤了:必须去!混吃等死不可能了,高第擦干眼泪,打起精神,到辽东赴任了。
在辽东,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他虽胆小,但也很无耻。
到地方后,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弹劾孙承宗,罪名:吃空额。
经过孙承宗的整顿,当时辽东部队,已达十余万人,对此高第是有数的,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说他数下来,只有五万人。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都是孙承宗领了。
对此严重指控,孙承宗欣然表示,他没有任何异议。
他同时提议,今后的军饷,就按五万人发放。
这就意味着,每到发工资时,除五万人外,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奔高经略要钱。
高第终于明白,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孙承宗还没倒,要论狡猾,他才刚起步。
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整人不成,又开始整地方。
他一直认为,把防线延伸到锦州、宁远,是不明智的行为,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有家都回不去,于心何忍?
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退守到山海关,就算失去纵深阵地,就算敌人攻破关卡,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
他不但这么想,也这么干。
天启五年(1625)十一月,高第下令,撤退。
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松山、杏山、宁远、右屯、塔山、大小凌河,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全部撤走。
撤退的物资包括:军队、平民、枪械、粮食,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
他想回家,且不想再来。
但老百姓不想走,他们的家就在这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
但他们没有选择,因为高先生说了,必须要走,“家毁田弃,嚎哭震天”,也得走。
高第逃走的时候,并没有追兵,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跑得飞快,看到司令跑路,小兵自然也跑,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军粮随即丢弃一空。
数年辛苦努力,收复四百余里江山,十余万军队,几百个据点,就这样毁于一旦。
希望已经断绝,东林党垮了,孙承宗走了,所谓关宁防线,已名存实亡,时局已无希望。很快,努尔哈赤的铁蹄,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
没有人想抵抗,也没有人能抵抗,跑路,是唯一的选择。
有一个人没有跑。
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无法控制的混乱,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宁前道,必与宁前共存亡!我绝不入关,就算只我一人,也要守在此处(独卧孤城),迎战敌人!”
宁前道者,文官袁崇焕。
袁崇焕
【引文】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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