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边的国民党军仍无动静。
六月底豫皖中央分局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与会多数人主张红四军主力南下发展,并通过了会议决定。
不久,张国焘推翻了分局会议决定,要求红四军在一个月内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威逼安庆,震动南京。而曾中生、许继慎等人不同意这个冒险主张,建议攻下英山后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恢复部分失守的鄂豫皖苏区,稳扎稳打。张国焘强行否决了红四军领导人的建议,命令部队准备向英山、潜山、太湖出击。
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主张,张国焘又改组了红四军领导机构。由于邝继勋军事能力有限,又因不承认前段工作是“立三路线”的继续而受到了中央指责,就撤掉了他的军长职务,改任红十三师师长。
七月,徐向前同志任红四军军长。九月陈赓同志也来到了我们鄂豫皖根据地,做了十三师三一八团的团长,也就是我的团长。
九月底的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张国焘亲自坐镇,命令进行全苏区的审查整肃,不论是起义还是投诚的,一律抓起来;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抓起来;凡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是读过几年书的,一律抓起来审查。这样,就拉开了鄂豫皖革命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白雀园大肃反”的序幕。
肃反的狂潮一起,就按照既有的疯狂逻辑进行了下去。其范围越来越大,从军队扩大到地方,逼供信之下,“改组派”、“反革命”、“第三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于是,开始了杀人。许继慎、周维炯都遭到了严刑拷打,他们据理力争,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最后,保卫局将二人秘密勒死在牢房内。时年许继慎三十岁,周维炯二十六岁。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其他被抓捕的熊受暄、萧方、柯柏元等红军将领,亦先后遇难。
在肃反淫威之下,遭到抓捕和杀害的军政干部一批接着一批,级别也越来越高:黄麻起义的领导人和鄂东北苏区的创建者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侯、王秀松,六霍起义的领导人和皖西苏区的创建者舒传贤,鄂豫皖军委会副主席郑行瑞、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红四军秘书长陈翰香,红十师师长陈奇,红十二师先后三任政委庞永俊、姜镜堂、吴荆赤,红十师副师长程绍山、红十师参谋主任范沱、红十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红十二师参谋长兼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红三十团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二十八团副团长丁超、原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徐百川、原中央独立第二师师长王效亭、皖西北道高官方英、原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琪、红二十八团政委罗炳刚、红二十九团团长查子清、红二十九团政委李奚石、红三十二团政委江子英,红三十三团团长黄刚、继任团长王长先,红三十八团团长任难……
“白雀园大肃反”为时近三个月,红四军四个师十二个团的干部,幸存的只有两人,有的团、营、连级干部,被杀了三、四茬。据徐向前同志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的红四军还不到两万人,足足肃掉了七分之一!另外有个数字是:十二个团共杀掉了六千人!这还没完,小规模的肃反运动此后又绵延了将近一年,不少红军干部被抓了放,放了抓,最后还是被杀掉了。据统计,鄂豫皖红军中,总共被肃掉军级干部十七人,师级干部三十五人,团级干部四十四人,营连排级干部被肃掉的更多,红军战士被肃掉的数量则无法再查清。
肃反进行到后来,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只要某人“可能”是“改组派”、“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改组派”、“特务”,就应被杀掉。有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有人逃跑或投敌,这说明被肃掉的人根本不是什么“改组派”、“反革命”,而是忠诚的革命者。无数红军官兵和革命群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的刀下。白雀园内外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从此成为了难以弥补的楚天长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