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6年,夏,上海吴淞港。
勒芒把重重的包裹扔在地,开始打量这个神奇的东方城市。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着市长选举,好像前些日子因为一个政客的愚蠢行为(贿赂当地议员),这些天闹得沸沸扬扬,不过勒芒感觉到很新奇,尽管他能从街道那些青年学生扭曲的脸看到愤怒,即使他能看到那些身着奇怪长衫的、被称为传统派知识分子的人们轻蔑地侮辱着民主制度,但是一个周以来,他们有看到这座东方之都发生过一起有关政治的械斗,没有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朝着那些举着标示牌的示威人群开火。
他曾经问一个参加示威的人,为什么警察这么保持克制,一点镇压的意思都没有。
那位被询问的中国人道:“我们一没有反对政府,二没有反对皇室,我们反对的是满身铜臭的商人们,他们在玷污我们伟大的选举制度。”
勒芒不知道,这位仁兄跟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不一样,很少有中国人像这位仁兄一样热衷于民主政事,但是勒芒却认为可能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这个样子。他读过伏尔泰,伏尔泰当年服膺孔子,旦夕拜祭。认为中国的政治组织有着欧洲无可比拟优越性,而中国民族是一个优秀而理性的民族。在十八世纪,有法国人说,中国比英国还要引起法国人的兴趣。民家中的壁炉,摆满了中国的瓷人中国的丝绸、陶瓷、室内装潢风靡欧洲社会。伏尔泰还推崇一个没有亵渎理性、充满哲学化、给予思想和道德启迪的自然宗教——也就是儒教。
勒芒还不知道,就算是儒教,也是近些年中华帝国建立产生的东西,很多热衷逢迎帝王心意的儒士,将儒家学说宗教化而产生了这般半唯心半唯物的奇特宗教出来。
勒芒是一个懵懂的社会主义者,跟卡尔.马克思所贬斥的大多十九世纪中期的“流氓社会主义者”不同,勒芒通过努力,受过一定的教育,读过很多,虽然仍旧处于被剥削的小工地位,但是他积极地思考,努力学习各种政治、文化学说渴求有一天在法兰西建立一个地天国。
忙碌了一天的勒芒坐在狭小的宿舍中拿出了鹅毛笔,沾了沾口水,在日记本写道:“我询问过一些中国人,他们跟我说,新的帝国建立之后,在上海从来没有发生过有关政治的械斗。皇帝很早就通过自己的权威建设了一个庞大而完备的警察系统,而法兰西的那位愚蠢的菲利普陛下,正在摸索着建立一个相同的东西。无疑,我认为完备的警察和公共治安系统的建立,使得中国的社会安定有着极大的改善,至少在这里远东的明珠是这样的。我花了一个周时间,没有在这座城市发现一座贫民窟,似乎就连最贫穷的上海人,都有着干净整洁的房屋,无论是楼房或者是宅邸。他们大都有着稳定的工作,可靠的收入政府保护工作者的合理合法的利益,任何拖欠工钱的工厂主和商人,都会被警察带走,他们最终不得不面临向法庭交一笔大额罚款的境地。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警察手里的枪械指向的不是普通市民,而是那些有钱的老爷们。”
“令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些天的示威活动,我能够清楚地体会到那些示威者的愤怒。他们的表现,跟七月革命时法兰西忠实的民众们是一般无二的。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示威者在那些享有较高威望的长者的带领下,绝不僭越警察划出的警戒线一步。他们不会投掷石块,不会像黑衣的警察啐口水,比起法国示威者,他们似乎花样很少。仅仅是高举着拳头,叫喊着统一的口号,高举着打到舞弊者的标语。这是示威者的克制。同样的,警察们也是克制的。他们不装备火枪,仅仅是拿着木制的警棍,站成一排,像是监督者一样监督着示威游行的人们完成活动,然后疏导他们离去。有那么一瞬间,我似乎认为,警察跟示威者是一伙的。”
“就像当年在法国流传的那样,中国的选民除了年龄等限制因素之外,必须有着学识的背景。如果按部就班的来,至少他们的选民必须过十年学。在这个国家,道德和信义是一个人立身的根本,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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