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老工友,没钱住院,硬是活活把人往死里逼,一头撞在医院大门,没了命。”母亲说怕我们担心,她就回来。“王孃孃还在那儿静坐。这些当头头的真是作孽呀!”母亲唉声叹气。
我真是小肚鸡肠,母亲进门把稿费交给我时,我还以为她是为我接过来不快。母亲到厨房做晚饭,我过去帮她,她让我回里屋去继续写。
母亲一直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她识字有限,我记得她有一个红色硬壳笔记本,应该是我生父送给她的。她在上面记了好些东西,每月生活花销,哪个孩子外孙生病看病,用的草药方子。字迹很草,要使劲认,才可猜到大半。后来这本子再也没有见到。
那时在南岸母亲的卧室,我经常写着写着,因心里难受而停下。母亲不到我跟前来,她放一杯茶水就离开,关上门,有时她想进来取东西,在门缝里看我,若是我没写字,她就推门。算一算,写这本自传花了一年,与母亲和父亲住了差不多两个月时间,也是成人之后,与他们住在一起最长的一次。书稿先在台湾出版,得了当年最佳书奖。母亲也没有看到这书,父亲也一样。
2000年《饥饿的女儿》这书才在国内出版,一时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书,受欢迎的程度超出我意料,尤其是在书里所写的天府之国四川,人们口口相传,报纸纷纷转载。记得在重庆和成都两地书店签售时,读者送我金项链,读者大呼我的名字喊万岁,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了长队,挤断了路,弄得警察都来维持秩序。弄得当地作家嫉妒,到有关部门去抗议,说以后再也不要准我来签售。读者私下到我住的锦江宾馆结了我的账单,还有读者送好些水果到饭店,并要开车送我回重庆。
大姐首先到书店去买了一本,生气地拿给母亲看,并把有些段落一个字不掉地读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双眼发红,手里紧紧捏着手绢,却什么话也没说。三嫂和二姐异口同声都对母亲说:
“不要算世界上有多少国家人在读,就我们中国,十三亿人在读六妹那本书,那些脏事,上了电视报纸,哼,还是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她不脸红,我们还脸红呢。”
母亲见到我只字未提,大姐却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讲了,讲得头头是道,最后,当然是怪我不该写家里的事,对我对这个家都不好,但这次她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我问她:“为何这次对我网开一面?”
她说:“担心你找我还开皮鞋店的钱。”
大姐坦率得可爱。
我心里不止一次在想,要把书念给母亲听,可是没有做到,每次都因为有人来而打断。父亲过世后,我到父亲的坟前烧了一本书给他。
没有我,这个家就会好过一些。也许父亲希望我病死掉?我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可以悄悄地把我闷死,像街上有的人家,把养子虐待到鞭打至死。但他没有。
幼年时,我常重复做同一个梦:父亲是一个持菜刀的人,有时他就躲在我的床下。我的父亲对我既是威胁,也是个谜,我害怕他,又想接近他。有一天夜里我大叫着醒来,心里嚷着:“父亲不要我!”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有哭,每个人都被我恐怖的哭声吓醒。
父亲在另一张床上,安静地说,“都睡吧,天就快亮了。”我一次次给自己解释,父亲手持利刃躲在床下,难道不是想保护我?我渐渐长大,以为这样的解释,站得住脚。
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我没有对母亲说,即使在对父亲生气时,我也没有向他表示一点内心的焦虑和受伤。从小到大,父亲几乎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有一次,我与三哥都从江边浑身湿淋淋地跑回家,看见父亲在院子大门着急地叫我们的名字,我一下子停止,三哥把我推到父亲跟前,父亲劈面就是一耳光甩过来。我痛极,却一声不吭地捂住脸。父亲一定是把我当作三哥了,他眼睛本就不好使。如果不是这样,那他肯打我,就是亲近我。父亲一直比母亲在我生命中重要,我的初恋,与历史老师的交往,那第一次性经验,就是我缺失父亲的证明。我不是需要一个男人,而是在找父亲,我想要人来爱我,不管多不可能,不管冒多大危险,甚至得付出一生的代价,要做出一生的牺牲,我都想要一个父亲。这也是我以后与男人的关系,全是建立在寻找一个父亲的基础上,包括我的婚姻,所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失败,注定了我会比世上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幸,并且会被伤透心。想想,我是多么畸形之人,因为我天性残缺。
父亲到死也未说我不是他亲生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表明在他的心里我就是亲生闺女。他守口如瓶,不戳穿那层纸,是不想让我在家里社会上感到难堪。“私生子”这三个字,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一件容易过得去的事,尤其是幼小心灵有伤疤的人,长大后一旦知道这种身世,宛如八级以上大地震,世界由此改变颜色。那些父亲忧郁的眼睛看着我的日月,其实都在担心我。一直到他生命结束,父亲也在爱护着我这个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相爱产生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