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有个叫黄巩的进士,历职做到了武选郎中,官不大,却很有气节胆识。明武宗要南巡,黄巩进了一篇疏来劝阻,因逆龙鳞被罚跪午门五天。听说皇帝还是要出巡,黄巩说“天子出,吾当牵裾死之”于是又坐了二十多天的牢,还挨了五十记廷杖,被剥了官职,贬为平民。落职闲居后,便潜心著述,有时候家中没米煮饭了,他也不以为苦,经常对人说:“人生至公卿富贵矣,然不过三、四十年,惟心身行道,千载不朽。”与黄巩一同上疏谏阻南巡而获罪的,还有一个叫陆震的武选员外郎,他在牢中还能“与黄巩讲易经九卦,明忧患之道”被狱卒打得快要死时,也不忘留下遗书勉励儿子继其忠孝。黄、陆二人是个言官,为了进谏,全然不顾身家性命,尽心尽职,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黄、陆二人这样以国家利益为上恪尽职守的官员,在明史中俯拾皆是,如杨溥、杨士奇、于谦,中叶以后还有海瑞和顾宪成兄弟等人。反观今天的社会:原四川省副省长李达昌涉嫌滥用职权挪用财政部1亿元专项拨款造成巨大损失;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成克杰因收受贿赂款物合计4109万余元被判死刑;杨秀珠贪污系列案至今已牵涉出12案14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11人,厅级干部2人,涉案总金额近亿元这是一笔让人理得头疼的细帐。那些没查处出来的蠹虫还有多少,我们暂不好说。较诸明初士大夫们,这些干部的待遇且不说有多么的优厚,至少不像黄郎中那样穷到没米下锅的地步吧?可他们就是想不通,在这帮人看来“君子固穷”实在迂戆可笑,别人都在谋“发展”你又何必苦守清廉自命清高呢?在职时不趁早捞点儿,下台后想捞也捞不到,是很吃亏的,死了之后,谁还记得你呀?钱物从手中过,不要没有人会说你的好,不要白不要。这大概就是贪官们的思维逻辑和内心隐思吧。可人算不如天算,孙猴子再厉害,也跳不出如来的掌心,贪婪的背后有恢恢法眼在盯着。原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某不敢将受贿的钱存入银行而分装成八个纸箱在家搁着,最终还是东窗事发,戏剧般落马,让人瞠目结舌之时又倍感滑稽可笑。这些人终归没有跳离世俗的羁绊,更别指望他们能“明忧患之道”了,人民又哪敢指望这种干部会有什么忧国家、非私计的高风亮节呢?
“惟心身行道,千载不朽。”抛开封建伦理观念的成份,如果把“道”的内涵诠释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那么黄郎中的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黄郎中们的誓死卫“道”的敬业精神也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这样秉公忘私豁达慷慨的干部。从中国俸禄制度史中的记载来看,今天官员们的工资待遇较诸明代要优越很多,特别是公务员制度所主张的高薪养廉与明代所要求的低俸彰廉更有明显反差。然而另一个明显反差却是,低俸的明代官员大多能廉洁自守,而无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比其他职业要好的今天的公务员们,却前“腐”后继,呈现出腐败接力赛的景观,尽管腐败官员只是部分同志。中国共产党八十余年的历程中,贪官越挖越多,金额越查越大,贪官年龄也越来越小,文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不得不让人深思更为深层的缘由了。不妨从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教育上作一点比较分析吧。众所周知,明代的科举是八股取士,考试范围是四书和五经,这些文章的主题思想就是教人要仁、义、礼、智、信,当然,延伸一下还包括忠、孝的内容。那种“民为贵、社稷次之”的认知模式通过教育长期对士人薰染陶冶,影响是显著的也是积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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