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今天的餐后水果是柿子，忽然想起前些天，母亲曾问起“不知哪里有柿子卖”就问食堂的师傅多要了两个，准备下班带回家。工作忙没时间去找，看到柿子我不断地给自己找接口，但从心底里感谢食堂的安排，让我记起了母亲的惦念。这原本就是我应该记得的。母亲说想吃柿子，我知道她的老病又犯了，这是那年生我落下的旧疾，这几天复发，或许是因为气候的变化，或许因为过于劳累，无论哪种原因，都让我内疚和不安。

    回办公室，看着三个柿子，迫不及待给母亲打了电话：“妈，我今天回家吃晚饭。问食堂师傅多拿了两个柿子，下班给您带回去。”“哦，知道了，那我晚上多买一个菜，”她说话声音特别响：“我在单位，帮你爸看会班，让他回家把菱角去摘了，下午还能睡个午觉。”

    母亲还未到退休的年龄，她和父亲住在十多公里外的老宅。为了照顾我这个小家，她提前退了休，两个家来回跑。宝宝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原打算请保姆，可是她却不放心。开学前，她打来电话：“这事，我想想还是不行。我和你爸都商量好了，还是我去厂里办个内退，来照顾宝宝。”母亲在电话里说得坚决：“你们俩工作都忙，应酬多，不能保证每天准时接孩子，而且你们都是‘钥匙、钱包’随手扔的人，请个外人来照顾宝宝、照顾家，我还真不放心。”

    说着，她叹了口气：“你小时候，我和你爸因为都在厂上班，所以没时间照顾你。那会，心里再不舍也只能让你跟着村里的大孩子一起上学放学。每天半小时的路，自个背着个书包，你小时侯又特别的瘦。那回，你小学一年级”说到这，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我知道她又想起那一幕：放学时，天下起了大雨，我淋得浑身湿透，一路哭一路独自奔回家的情景。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可是每次说起，母亲依旧是眼圈发红。

    “行，行，行，”我忙不迭打断她话：“您来照顾宝宝，那我们就可以跟着一起沾光了。您这‘经济’损失，我们会加倍补偿。”

    “我和你爸也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将来我们攒的不都是你们的？还说什么加倍补偿啊，你们钱虽然挣不少，但花费也大，我看能省还是尽量省着点。”母亲认真地回答着“经济补偿”的话题。

    “那是，那是。”我赶紧说。有母亲来照顾，我如释重负。

    从此，父亲和母亲就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周一到周五，母亲照顾着小家，周末回老宅。这样的两边跑，在如今虽然算是很普遍的现象，可是对于母亲奔波的辛苦，我一直有隐约的内疚。

    父亲和母亲都是普通的农民，只是因为小时候有机会念书，所以在同辈人中，算是有中等文化水平的。母亲十八岁被招进厂当了工人，父亲退伍转业后也进了同一家工厂。一家效益不错的集体企业的“双职工”——这在七十年代中期，是非常光荣的，也是“高收入”的标志。那时左邻右舍羡慕和赞美声不断，只是，父亲母亲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原有的生活劳动习惯，一如既往的勤奋，也一如既往的节俭。这勤俭的习惯，保持到今天，看样子还要继续保持下去。

    父亲还在厂里上班，田里的农活同样舍不得放，整天忙忙碌碌。有时候我忍不住劝：“爸，您就别那么累了，早点退休，也别再种那些菜啊果啊了，在家享享清福不好么？”我挺不以为然“您这一年的所有收入加起来都没有我们一个月工资多。”

    “我还没老呐，”父亲却丝毫不肯松口，他得意地说：“自家田里的蔬菜新鲜，你们每次回家，我和你妈准备满一桌菜，你们怎么就单挑那炒青菜吃了个碗底朝天？”母亲也总是乐呵呵的在一边帮衬：“谁每回电话总在电话里囔囔着要吃田里刚摘的‘绿色蔬菜’啊？再说了，市场上那些瓜啊果啊，总比不上自家种的甜，也不如自家种着采摘方便。”我知道劝不了他们，只要他们乐意，觉得自己身体还健朗，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如今，因为母亲的两边跑，父亲就更忙了。这也让母亲在空闲的时候，多了一份挂念，她总时不时趁空回趟老宅，有时帮父亲收拾收拾屋子，有时到田里把种子撒了，把蔬菜、果子采摘好。今天，一定是她担心父亲太辛苦，所以就赶到厂里去替班，哪怕是替上几个小时也好。

    母亲怕我担心她来回赶的辛苦，特意又在电话里“说明”着：“呵呵，今天家里没什么可收拾的，正好，自行车要修一下，妈妈厂门口的周师傅车修得好，所以我把车骑过来，顺便替你爸爸顶会班。就这样啊，这里声音吵，不说了。”

    听着“嘟嘟嘟”的盲音，我握着话筒，好一阵子没把电话挂上，心里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