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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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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忧患

    金嘉祥忧国忧民:

    农民一路走来,听到的好话多,捡到的干货少

    2005年8月1日,成都市委农工办,金嘉祥的办公室。

    金嘉祥是我这次调研要见的第一个人。我想见他,不仅因为他熟悉情况,而且因为他直率坦诚。在成都政界,金嘉祥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口碑。只要是他认为该说的话、该做的事,他常常会“奋不顾身”地去说、去做,而不顾及什么官场上的这个那个。我和他电话预约的时候,金嘉祥对我讲了他的想法。他说他今年五十多岁了,已是升官无望,他不想吹捧谁,也用不着吹捧谁,只想做点实在事,说点真心话。其实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就怕听官员们大吹大擂歌功颂德。老金既然自称是个讲真话的,那就尽快见见。

    一见,果然落落大方。

    1954年出生的金嘉祥是大邑县人,从小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可谓土生土长。他当过民办教师、公社干部,当过邛崃、大邑两县县长,成都市的水利、农牧两局局长,现在是成都市委市政府副秘书长,成都市农委(农工办)主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主任。农村的事情,是他最挂念的。前两天,资阳发生了猪链球菌疫情,损失惨重。成都市很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正像抗洪救灾一样严防死守,防止资阳的疫情向成都蔓延,金嘉祥的手机也就响个不停。金嘉祥对我说,对不起,猪儿的事情不能不管。我当然也不会介意猪儿优先。于是,他就一面照顾着他的“猪儿”一面和我“摆龙门阵”

    “摆龙门阵”是我提出来的。一见面,我就和他“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金嘉祥微微一笑,将我一军:那我说四川话行不行?我马上用四川话回答:没得问题。一听这话,金嘉祥就进入了状态。他告诉我,自己原本是想研究哲学的,还考上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差一点成为我的校友。后来服从组织安排,没去上学,结果“误入歧途”从了政。不过我看他虽然没上哲学系,说起话来却是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讲起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就更是头头是道。可见哲学也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学“歧途”反倒可能是“正途”更何况,金嘉祥毕竟是从基层、从农村成长起来的干部,说到“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感情真切而真诚。

    我问金嘉祥,你这个农家子弟,虽然跳了“农门”可是跳来跳去,还是没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当官也只能当“农官”你看你,职务换了不少,部门也换了不少,却没有一个不是和农村、农民、农业打交道的。你不觉得委屈?

    金嘉祥说,委屈啥子呢?农民又不低人一等,农业也总要有人管嘛!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嘛!手中有粮,心中才不慌。要不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会把“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我说,那好,你看“三农”到底是不是问题?

    金嘉祥说,当然是问题。不但是问题,而且好像是步入了一种怪圈,剪不断、理还乱。在“三农”上,我们党,我们政府,我们的领导人,下了很多工夫,发了很多讲话,但农村始终相对贫困,农民还是相对那么苦,农业上的问题相对还是那么多,可以说是按下葫芦起了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粉碎“四人帮”那阵子,农村的情况真是惨不忍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大包干”把农民从不切实际的、超越了现阶段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连续几年出台一号文件,理顺了农民和市民、农村和城市的一些基本关系,使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初步的繁荣,让农民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些都是事实。

    我说,当然是事实。这是有目共睹的。

    金嘉祥说,是啊!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下子“三农”问题可算是彻底解决了,农村可是富裕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政策又变着花样出台,在农民头上“摸”也在农民包包头(钱包里)“摸”各种税费、摊派,都出来了。什么“人民学校人民建”、“人民交通人民办”一切都是人民,结果一切都是摊派,农民又陷入了不堪重负的境地。

    我说,啊,好了伤疤忘了痛。

    金嘉祥笑笑说,也不完全是这个,也还有体制上的问题。当时那个“双层经营体制”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接的时候,也是有矛盾的。简单地说,一家一户的小生产很难适应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结果,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减产减收。

    我说,这个时候,城市可是发展了。

    金嘉祥说,问题就在这里。城市年年在发展,城里人的收入年年在增加,农村却停滞不前,或者发展缓慢。这样一来,两下里差距就拉大了。改革开放之初,城乡消费比例还是比较合理的,到了2003年,就变成了3。2∶1。城里人包包头(钱包里)有3。2元钱,农村老百姓只有1元钱,还是凑起来的,咋个平衡嘛!何况还有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可以说,农民成整块地没能跟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说到这里,金嘉祥不无感慨。他说,这是不公平的。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打江山靠的是农民,新中国成立以来推动中国发展首先破题的还是农民。走合作化道路,是农民带的头;土地承包、推行改革,也是农民带的头;“一化三改造”首先“化”的还是农民。但是,工业发展了,社会前进了,国力增强了,城乡差距反而越来越大。农民无怨无悔地跟着我们党走,党说咋着就咋着,啥子事情都带头,可是一路走来,自己的经济水平、政治待遇,甚至国民待遇与城里人的反差越来越大,你让农民咋个想得通嘛!

    我同意,是想不通。

    金嘉祥接着说,农村里头,做基层工作的干部也想不通。所以现在农民的失落感越来越大,农村干部的不平衡感也越来越大。这是很麻烦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说消费比例,按照国际惯例,城乡差距超过3∶1,社会问题就来了,我们却是3。2∶1,你说危险不危险?

    我问,这个问题,难道没人想过?

    金嘉祥说,当然有人想。应该说,党和政府从总体上是关心农村的。每年年初出台的一号文件,讲的都是“三农”问题。领导讲话,也都要强调“三农”问题。发下来的文件、讲话、通知,不晓得有好多,摞起来硬是好高一堆,但是农民捡到的“干货”还是少,似乎真让人感到有点困惑。

    我问,你说的“干货”是什么?

    金嘉祥说,过去的一号文件,主要解决的是农村的机制,解决的是生产关系,现在就试图要解决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水平、生活水平、居住条件。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国民待遇问题。农民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这是“三农”当中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的宪法作了明确的表述,农民是人民的范畴。但是,农民在权益上是没有完全享受国民待遇的。比如,城市要招公务员,你是农村户口就没有资格;城市要招工,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行;你是农村户口就不能在成都市和其他大城市立足或者长期生存;城市有医保、社保,可以享受好的教育,农村就不行。农村好处不多,税费倒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在征收农民的农业税,中国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没有道理的!工人做工同样使用的是国有资产,但工人不上税,凭啥子农民就要上税?当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可是其他问题照样存在,不解决确实不行。

    这就说到根本上了。也就是说“三农”问题,有经济问题,有社会问题,有文化问题,有体制问题,但最重要的还是公民权益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宪法和这个政府的行政,都必须保护公民的权益。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国家才是现代化的,这个政府才是民主的。公民权益的直接表现就是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对等,才能体现公民人格平等和发展机遇均等。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还不可能做到城市和农村发展均衡,市民和农民收入一样,也没有必要都扯平了。总要有人先富起来,也总要有地区先发展,这样才能让所有的人都富裕,所有的地区都发展。但这并不等于国民待遇也该两样。给予农民和市民同等国民待遇,是不需要花钱的,为什么就做不到?

    金嘉祥认为根子就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而打破这一体制性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只有城乡一体化了,城市和农村之间消除了割裂和对立,没有隔阂和障碍,农村才能富裕起来,农业才能兴盛起来,农民也才能享受到和市民同等的国民待遇,享受到现代文明。

    原来如此!成都市的干部把问题想得这么深,他们的思路就应该是清晰的,他们的做法也应该是可行的。于是,接下来,金嘉祥就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向我讲述了成都的想法和做法。这些想法和做法,集中起来就是“六句话”、“三大重点工程”和“三个集中”

    “六句话”是:

    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

    以规划为龙头和基础;

    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以形成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

    以政策配套为保障;

    以转变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为着眼点和落脚点。

    “三大重点工程”是:

    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村扶贫开发工作;

    农村发展环境建设。

    “三个集中”是:

    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

    农用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

    农民向城镇集中。

    这些话听得我一头雾水。于是金嘉祥建议我到各区县市走一走,看一看。他的意见,是先去双流,而且一定要和冷刚谈一谈。

    二、寻找突破口

    冷刚单刀直入:

    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精简农民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冷刚在担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前,曾经是双流县县委书记。这是一个豪爽的人,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和他交往,你能同时感受到他的热情似火和柔情似水,爽朗豪侠和心细如发。如果你和他是朋友,那么,你还能感受到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的体贴入微。实际上“两袖清风,一帮朋友”正是他最得意的事。这样的人,很对我的脾气,所以一见如故,十分投缘,我也立即被收编到他那“一帮朋友”中去。

    既然是朋友,说话也就坦诚。冷刚说他这一辈子,工作职务五花八门,个人经历一言难尽。冷刚是简阳人,在龙泉长大。他务过农(当知青),当过兵,修过汽车,当过石匠,上过大学,做过买卖(代表政府招商引资),工农兵学商,啥子都干过了,从生产队长一直做到县委书记。他给自己的为官之道总结了四句话:万事肩要厚,万事民为重,万事心要平,万事只唯实,简称“厚重平实”万事肩要厚,就是要有担当,对社会、对家庭、对朋友要负责。出了问题,不要把责任往上级推,也不要往平级和下级推,要自己担起来。没有担当,做事不能想三步,不要说当领导干部不够格,就是婆娘嫁给你也要把肠子都悔青了。万事民为重,就是要把老百姓的事放在第一位。遇到问题,要先想老百姓,后想乌纱帽。万事心要平,就是要以平常心对待职务的变动。升官是偶然的,下课是必然的,做事应该是实在的。这也就是万事只唯实。只唯实,就不唯书,不唯上,就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事情。

    这话实在。于是我就请他实实在在地讲一讲,成都怎么会想到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搞城乡一体化的,当时思路又是怎么样的。

    冷刚说,成都这个地区,历史上华阳县志里面写了一句话:“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城市的发展比较快,城乡差别也越来越大。在农村地区,我们农民是自己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学。我当过生产队长,我曾经回到我当知青的地方,山还是那样的山,人还是那些人,农村还是如此的贫穷。这又咋个行呢?我们党,打天下靠的是农民,建设新中国还要靠农民,但是新中国成立这么多年来,农民仍然很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还利于农民。

    我追问一句,是“还利”不是“让利”?

    冷刚说,对,是“还利”不是“让利”因为这个“利”本来就是农民的。我们党是离不开农民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农民就没有共产党”不把农民的问题弄清楚,不把农民的事情摆摆平,执政党的基础是夯不实的。你建设现代化也好,建设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也好,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建设小康社会也好“三农”问题不解决,你整啥子都整不成。

    我说,话是这么讲,问题是有没有办法。

    冷刚说,所以到了2003年3月份,春城书记就把双流、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五个区县的领导干部叫到一起,谈了四句话:“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春城书记要我们领会四句话的精神,回去进行试点工作。

    我知道这四句话。这四句话,在李春城2003年8月党代会的报告中表述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措施,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的步伐。”后来,它又浓缩为两句话。先是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2003年10月到现在(2005年8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所谓“统推”的来历,大致如此。

    但问题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话怎么说,更在于事怎么做。双流和都江堰、郫县、大邑、龙泉四个区县一样,是要打头阵的。领得将令的冷刚,究竟怎样不负厚望?一马当先的双流县,又究竟怎样破门而入?

    冷刚说,这个事情,开不得玩笑,打不得马虎,先得想清楚了再做。过去我们很多事情,决心不能说不大,力度也不能说不强,但是效果不佳,可以说是“投入不少,动作不小,解决不了”为啥子呢?就因为没有想清楚。比如扶贫,在我看来是越扶越贫,钱没用到关键地方嘛!所以回到县上,我们领导班子就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是从农村着手,把农村问题的关键抓住。

    我问,你们认为农村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冷刚说,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作为双流县来讲,第一轮承包和第二轮承包,南方和北方不一样。我们农民是按照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思想来进行分配的,好坏均摊,肥瘦搭配,因此承包的土地是零星分散的。比如煎茶镇老龙村九社的一户农民牛泽成,一家四口人承包土地12亩,分成46块,最小的一块栽不下三窝苗。土地的零星分散制约了农民增收,无法进行规划种植,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我们农民的素质本来就不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还地少人多,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非常困难,农民增收就非常缓慢。你想嘛,一亩地养十个人,和十亩地养一个人,哪个效益好,吃得饱?就是瓜儿(傻子)也算得清。我们成都的情况是什么呢?全市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是0。83亩,你就是种黄金也富裕不起来!

    我问冷刚,你的意思是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就必须彻底改变农民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减少束缚在耕地上的农业人口?

    冷刚斩钉截铁,对,必须“精简农民”!

    精简农民?从来只听说过精简机构、精简干部,没听说过精简农民的。于是催他快讲。

    冷刚说,我们的想法,就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入第二、第三产业,他们才能富起来。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哪有一大堆人种一小块地的?当然我们不能学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做法和英国的“圈地运动”美国的做法是每1公顷土地交1美金,连续种植3年,土地就属于自己的了。这个在我们国家行不通。英国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的做法是比较血腥的,也不能学。但是必须把农民最大限度地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我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讲,我们成都耕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顶多用100万人去种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却有680万农民,太多了,非精简不可。这680万,近几年已经转移了200万,还有400万。扣除100万老人养老,100万娃娃上学,还要转移100万。如果我们把300万交给管工业的,100万农民给第三产业,100万娃娃归管教育的,100万老人安置好,这680万农民就弄完了。到那个时候,农民想不富都不行。

    我明白了,这是两个方面的效益。一方面是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人均土地收入提高了,另外在第二、第三产业上又挣了一部分钱,收入就会成倍上升。

    但在冷刚那里,事情却还没有完。

    冷刚说,光是“精简农民”还不够,因为农民不会经营呀!现代农业,只会种地可不行,还要会经营,还要成规模,还要搞科学种田、技术革新。我们这1。2万平方公里耕地,金贵得很,不能交给那100万农民按照过去的方法去耕种,今天整点茄子,明天整点黄瓜,挑个担担儿到镇上叫卖。那是脱不了贫致不了富的。要让有钱的人、善于经营农业的人进行规模经营。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集中”就是“土地向经营者集中”

    我问,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又有什么好处呢?

    冷刚说,经营者一旦承包,就是几十亩甚至几千亩,这就有规模。经营者懂得经营,根据市场需求来生产,这就有效益。农民出租土地,按股分红,这就有收入。何况他们不再束缚在土地上了,还可以外出打工。不愿意外出的,也能给经营者打工,这样又多一份工资收入,土地和人的效益都提高了,岂非两全其美?

    我承认,是两全其美。

    冷刚说,所以要最大限度地把农民从土地上精简出来,而且精简出来的农民还要向城镇集中。为啥子呢?因为你不让他向城镇集中,你让他继续待在农村,他就会永远贫困,永远不能享受城市文明。我经常讲,现在山区的农民,女的都嫁出来了,剩下的都是光棍和老人,娶回去的不是傻就是痴,下一代的人种都要发生变化。只有集中到城镇,农民的生产方式才会改变,生活方式才会改善,生活质量才会提高。最近,我们把高山农民的子女全部接下山来,到城里读书,管吃、管住、管学费,一年200多个娃娃,花20万,供到18岁,上了职业高中就能就业,也就不回山上了。这样通过几年至多几十年的努力,就把农民全部搬下山来。老的住进养老院,中年的解决就业,小娃娃政府把他管起来,就让这个村自然消亡。因此有第二个“集中”就是“农民向城镇集中”

    我说,农民向城镇集中,农民也就变成市民了。

    冷刚说,对头。但是,如果农民集中之后不能就业,就会成为新的城市贫民。这就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我们现在把川大引进来(让四川大学在双流县建校园),双流县赞助了3。5个亿的现金,真金白银拿给川大,就是要发展校园经济,就是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农民收入。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件事。反正我们不能把农民从土地上迁出去就不管了,还必须同时考虑他们的就业问题。

    我问,怎么考虑?

    冷刚说,要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就必须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而要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又必须降低产业成本。过去我们在发展初期,第二、第三产业规模不到位,企业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政府的投资非常大,企业的成本投资也非常大,双方都吃亏,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工业向园区集中。结果政府对辅助设施的投资成本降低了,拆迁成本也降低了,企业之间的配套也更加完善了,企业的运行管理成本也降低了,国家和企业都是双赢。这就是第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我们就能彻底改变农村面貌,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奠定基础。

    原来“三个集中”是这么回事,但不知道哪个“集中”先来?

    冷刚说,我们的“三个集中”是同步进行的。“三个集中”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核心是统筹,离开“统筹”二字是不行的。你不能司令部往前走了,大部队还在后面;也不能战士冲到前方去了,弹药粮草跟不上。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这当然不错,他们“三个集中”的想法听起来就更是不错。但操作方式也很重要。对于基层工作而言,有时候操作比设想和规划更重要。没有可操作性,设想和规划再好也是零,甚至是负数。因为这回办砸了,下回就没人信你了。农民都是很实在的。他们可不会因为你想得精彩纷呈,说得天花乱坠,就回回都听你的。因此我很想知道双流当年的一些具体做法。

    说到这个问题,一贯主张“推功揽过”的冷刚,便不动声色地把他当年的副手牛敏推到了前台。

    三、路在脚下

    牛敏旗帜鲜明:

    农用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2005年8月3日,双流县少坤甲鱼庄。

    双流县县长牛敏是一个和冷刚气质完全相反的人。冷刚豪爽强悍,英气十足,像个将军;牛敏文质彬彬,温文尔雅,像个文人。牛敏有一个宝贝女儿,叫牛梦笛。这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来源于牛敏的一个梦:夕阳西下,微风轻拂,牧童吹着短笛踏歌而归。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牛敏心中的一个人生理想,也不知道冷刚有过什么样的梦。但我觉得,冷刚和牛敏实在是两个有趣的人。他们的性格甚至就像他们的名字:冷刚刚强,牛敏敏锐;冷刚粗中有细,牛敏柔中有刚。这样两个人搭档,一个当书记,一个当县长,应该是一种“优化组合”

    牛敏告诉我,刚才说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已经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准确的表述是“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这个“集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内重组,二是社外流转。

    我追问一句,社内重组,社外流转?

    牛敏说,对。为什么要重组呢?因为农民承包的土地零星分散,一家人种几十块地,这样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不利于发展规模经营。原来种蔬菜、种水稻问题还不大,现在调整结构种李子,种草莓,种枇杷,种经济作物,问题就来了。比方说枇杷要有围水池啊,我不可能斗笠大的一块地,也给你修个围水池吧?因此社内就要重组,让农民土地连成片,几十块地要就近把它调到一起。

    我问,你的意思就是把它组成一整块吗?

    牛敏说,对,打乱重调。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农民的土地都承包下去了,这个人是这几块,那个人是那几块。这是签了合同的,30年不变,等于是他的了。现在打乱重调,这个人拿到好的,那个人拿到坏的怎么办?你们的乡干部、村干部,趁机做点手脚又怎么办?不要说农民,就连我也有顾虑。土地可是农民赖以生存之本,他们承包到这些土地也不容易。你现在又把它拿回去,说是重调,他怎么肯干?

    牛敏说,不干就做工作嘛!我们开了四五十次会,做思想工作。然后怎么干呢?你要处以公心,给他调到比较公平嘛,不要让他觉得有人趁机以权谋私,打他的主意嘛!另外几种设施要给他、帮他。原来这块地没有水,好嘛,我给你搞个围水池。另外,土地整理,也有一笔钱。

    我明白了。社内重组,打乱重调,除了做思想工作,关键是公平和实惠。农民觉得他没有吃亏,还得了好处,他就愿意干了。但不知他们调整了多少?

    牛敏说,这几年我们重组了28万亩。全双流是70多万亩耕地。然后社外流转。怎么流转呢?就是引进经营者,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交给搞农业产业化的经营者。经营者来采取什么办法呢?顺包反租。

    我问,什么叫“顺包反租”?

    牛敏说,就是农民包产到户的承包关系不变,但是他把地租给经营者。这样,经营者和农民就形成了两种关系。第一种是租赁关系。经营者租用农民的土地,要向农民缴租。一般是按实物计价、折价,每年两次,6月30日一次,9月30日一次。有人讲我们搞的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是“向地主集中”这话不对。实际上地主是农民,经营者是长工。但是经营者规模经营需要工人,农民就成了农业工人了。这就形成了第二种关系,雇佣关系。

    我不禁拍案叫绝。土地向经营者集中,或者说,农用土地、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以后,就土地使用权而言,农民是地主,经营者是佃户;就农业企业而言,经营者是老板,农民是工人。一个租赁关系,一个雇佣关系,经营者和农民互为老板。这算不算生产关系的一场变革呢?

    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去回答吧!我更关心的,是一个现实问题,一个操作问题:当农民和经营者发生这两种关系时,他们是直接和经营者打交道呢,还是由政府来做中介呢?

    牛敏说,一对一的谈判肯定不行。农民谈不来,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每家每户都去和经营者谈,不是相互攀比,就是暗中压价,效率低,成本高,结果也不好。我们的办法,主要是以村、社为单位,就是村和社来组织,农民联合起来和经营者谈判,然后尊重农民的意愿签合同。

    我问,农民愿意吗?

    牛敏说,愿意。

    我又问,为什么愿意?

    牛敏说,因为有好处。

    我再问,只是有好处吗?

    牛敏说,从长远看,也有意义。我甚至认为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问,第三次革命?

    牛敏说,是。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分田到户以后,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当时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分一头牛,我分一张犁,他分一间屋,都是残缺不全的,有的家庭还没有劳动力。于是农民联合起来你出农具,我出劳力,共谋糊口。

    我说,就有了互助组、合作社?

    牛敏说,对。但是后来我们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违背了经济规律。小平同志又总结安徽的实践,搞承包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一夜之间吃得饱了。但是富不起来。

    我问,为什么富不起来?

    牛敏说,你想嘛,千家万户的农民闯千变万化的市场,怎么适应得了,又怎么对付得下来?每个人种点枇杷,每个人种的枇杷都自己挑着担子去卖,走不了十里地,卖不出好价钱。这种经营方式,即便脱得了贫,也绝对致不了富。

    我又问,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牛敏说,土地向经营者集中以后,规划经营、规模经营了,情况就大不一样。第一,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第一笔收入,也就是租金收入,在没有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得到了1200斤左右的粮食。过去这1200斤左右的粮食还要你投入施肥,投工投劳,还要缴税,现在没有。经营者给你这1200斤左右的粮食,6月30日就可以拿到,净得。第二,农民还有一笔收入就是打工,每天可以挣到一笔钱,少一点15元,多一点30元。第三,农民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经营者来了以后,农民种1000斤枇杷,再也用不着自己挑着担子卖,由经营者坐飞机卖到香港去。我们在北京开枇杷新闻发布会,是老板出钱,我们出场。农民增收了,农业增效了,农业的投入也解决了,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我看是一条康庄大道。而且,从分散经营到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再到规模经营,是螺旋式上升。所以我说这是农业上的第三次革命。

    我同意他的说法。这里面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他们的做法并不违反政策,也不违背现行法律法规,因为土地的权属和性质没有改变。所有权还是集体的,使用权还是农民的。使用权既然是农民的,那么,怎么用,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愿意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经营,就无可指责,无可厚非。

    因此第二点至关重要,就是必须农民自愿。农民为什么会愿意呢?因为只有把土地集中起来交给经营者去进行规模经营,农业才可能现代化,农民也才可能脱贫致富。农民都是通情达理的,他们也都愿意而且急于富裕。所以,只要把道理讲清楚,同时让农民看到实惠,他们就不会反对,甚至积极踊跃乐观其成。

    实际上,联合并没有错,土地集中使用也没有错。包括当年办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就其联合农民集中土地这两点而言,也没有错。那些做法,错就错在农民的联合并非全都出于自愿,更错在土地集中以后搞的还是传统农业,失去了集中和联合的意义。因此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土地集中后一定要搞现代农业和规模经营。

    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就是生产方式改变以后,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换句话说,分散经营变成了集中经营,分散居住也要变成集中居住。这就有了第二个“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安居问题。因为土地集中整理以后,原来一家一户单独居住的农民还可以住到村子里来,如果原来就是相对集中住在村里的,就更不成问题。问题是,如果还照样住在村里,农民的生活很难实现现代化。尽管我们有“村村通路,村村通水,村村通电,村村通电话,村村通电视”之类的口号和做法,但实在地说,成本很高,很可能高得农民用不起电话,用不起电视,用不起自来水。比如一个自然村,几户农民孤家寡人住在深山老林,安一部电话得拉多长的线?这就很难一下把城市文明延伸到广大农村。

    何况还有城市发展的问题。城市要发展,要建设,工业要向园区集中,都要搬迁。牛敏就说,过去我们的做法是农民失地以后就地拆迁、就地搬,我们政府不管的,结果就造成二次搬迁、三次搬迁、四次搬迁。今天这个来了搬一回,明天那个来了又搬一回,刚刚搬完又要你搬,农民怎么能没有怨言?

    我说是呀,人家又不是吉普赛人!

    牛敏说,所以我们痛下决心,农民向城镇集中,一次性彻底解决搬迁问题和农村现代化问题。一劳永逸!

    我没吭气,心想你们盘算得倒是不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总不成全由政府买单吧?如果让农民拿钱,光是基础设施,一个人平均也要付2000元,你那好房子他咋住得起呢?

    牛敏却告诉我毋庸过虑。牛敏说,他们的办法是拿地换钱,把节约土地的钱补给农民去盖房子。比方说,原来安置1000户农民要500亩地,现在安置农民的蜀星花园由于修了5层楼,就只要100亩地了。这个土地节约的钱,一个人可以补7000元。农民一家四口,四七二万八,烂房子就可以变成好房子了。

    这当然也是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是不是普遍可行,我还要走走看看。

    四、软着陆

    宋朝华感慨万千: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必须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2005年8月5日,新津县委接待室。

    新津县委书记宋朝华和冷刚、金嘉祥一样,也是农家子弟,只不过1962年出生的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年纪轻轻就走上了领导岗位,成为成都市朝气蓬勃的中青年干部队伍中的一员。1997年,年仅35岁的宋朝华担任了大邑县委书记,2002年调到新津。当了两县两任书记,宋朝华应该很有些话可说。

    照例还是要“约法三章”:说真话,不说假话;说实话,不玩虚套;说人话,不打官腔。其实我说这话之前心里多少有点底。我深知,作为县委书记,一点官话、套话都不讲,是不可能的。但作为基层干部,只讲官话、套话,是不行的。基层工作是很实在的事情。不要说只讲官话、套话,就是只讲宏观都不行。宋朝华就有一个观点:只讲宏观,空谈误国;多讲微观,实干兴邦。果然,说起新津县的城乡一体化,宋朝华讲得很实在。

    宋朝华告诉我,成都的特点,是大城市带大郊区,全市分为三个圈层。第一圈层五城区,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第二圈层近中郊区,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双流、郫县。第三圈层远郊区,都江堰、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新津。新津地处第三圈层,综合经济实力与第一圈层有明显差距,比第二圈层略有不足,但在第三圈层还说得起话。自然资源,有山有水;经济发展,工业基础较好,民营经济发达。所以我们提的口号,是“领跑三圈,融入二圈”这就需要加快发展,尤其要在推进城乡经济同发展、共繁荣上下工夫。再说,新津总人口近30万人,农业人口近22万,仍然是一个农业县“三农”仍然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就要结合县情,找准结合点。新津的特色经济是什么?就是民营经济。新津的民营经济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工业经济为主体。工业要发展就必须集中“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是不行的。但是这很困难。全县12个镇乡的大部分企业都愿意在本土发展,要把它们全部搬迁到园区,相当于一场革命。

    我问,那你们怎么办?

    宋朝华说,靠政策引导。我们有两个政策。第一个叫“三分政策”就是把落户乡镇和异地落户项目的引荐乡镇,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考核指标、招商引资任务数和项目税收三个方面,都按三七分成,调动了乡镇和部门招商引资的积极性。第二个叫“三不政策”就是对不按规划要求选址的项目,规划不审批,计委不立项,建委不报建,促进和保证了新引进工业项目全部落户园区。

    我笑了。呵呵,软硬兼施。不过工业要向园区集中,必然涉及搬迁问题。一般说来,工业园区多半在城关。城关农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远郊贫困地区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城关附近的农民依托城市,往往先富了起来。不少人盖了新房子,有的还盖得很好,哪里肯搬?搬迁原本就是大难题,城关农民的搬迁只怕更是难上加难。倘若农民不肯搬,又如之何呢?难道也搞“三分政策”和“三不政策”不成?

    宋朝华也笑了。他说当然不行。工业向园区集中,采取一些引导性、限制性的措施是应该的,但农民向城镇集中必须自觉自愿,强制的做法不符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我说是啊,那就等于搞“集中营”了。

    宋朝华对我“集中营”的说法不置可否。他强调的是:“强扭的瓜不甜”不甜就不和谐。因此不能“硬搬迁”只能“软着陆”

    我问,那你们咋整?

    宋朝华说,先要算清账。过去常提三句话: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稳,可见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工业要发展,就必须向园区集中。集中才能发展,发展才能富县,富县才能富民,富民才有和谐。人民群众是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和谐更无从谈起。我认为,一个地方,一个县,不管gdp有多大,财政收入有多高,城市建设有多漂亮,真正的政绩关键还是要看农民富不富。如果农村没有变化,农民没有富裕,政绩就是虚假的。过去,我们一直在提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但提了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是在增加,为什么?就因为我们落实富县的措施多,落实富民的措施少。县城经济在发展,但农民没有富,自然骂娘的就多,怨恨的就多。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通过城乡一体化同步推进富县和富民,把富县建立在富民的基础上。

    我说,你的意思是,工业集中发展不但解决了富县的问题,还解决了富民的问题?或者说,要想富县又富民,工业就必须集中发展,农民就必须集中居住?

    宋朝华说,正是如此。表面上看,工业向园区集中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实际上却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结束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苦日子。同时把他们集中到安置小区居住,又逐步改变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再通过政府的培训就业工程,把他们变成产业工人,真正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身份变了,生活变了,观念变了,收入也提高了。过去一个完全务农的农民,一年所有收入加起来真正要达到4000元非常困难,现在一年仅打工的工资收入都上万元,应该说是成倍增加。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你们的账算得是不错,问题是农民认不认账,买不买账。

    宋朝华承认我的担心有道理。他说,农民都是“见水脱鞋”的。他们也讲道理,但更讲实惠。他觉得讲实惠也是一种务实的态度。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追求务实和谐、实惠和谐。不给农民得到实惠,是不可能和谐起来的。你要拆他的房子,你要征用他的土地,又不给他好处,他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我问,那你们给农民什么实惠?

    宋朝华说,这里面也有一个思想观念的转变问题。过去我们有个教训,我们都是等项目来了,才开始拆迁,让农民住过渡房,一年两年都没有房子给他,往往都让农民去投亲靠友,甚至在路边搭简易过渡房,没有现房可以安置,造成了很多矛盾。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政府就没有威望了。我们跟农民许愿,说房子多久要建好,拿几张规划图给农民看,说我们的房好漂亮哦,农民都说我们是骗他们的。

    那是当然了,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这种事情以前多了去,农民吃一堑长一智,也学乖了。你不放兔子,他当然不撒鹰。

    宋朝华说,这次就是总结了以往的教训,先把房子盖起来,并且做到环境优美、设施配套、价位便宜,还帮助农民解决就业问题,真正让他们安居乐业,结果在36天内成功搬迁了489户,都是城关农民,近乎神话。为什么能创造这个奇迹呢?这跟“先建房,后拆迁”的“新津模式”密不可分。安置房建设得怎么样,设施配套如何,农民看得见、摸得着,就会高高兴兴心甘情愿地搬迁。

    新津县的纯阳安置小区我看过,在园区和县城之间,进厂打工,进城购物,或者开个店铺做点小生意,都方便。何况还有各种优惠政策和配套政策。农民整巴实(舒坦、满意)了,当然愿意来。原来所谓“新津模式”就是“筑巢引凤”过去我们只听说招商引资要“筑巢引凤”没听说安置农民也要“筑巢引凤”的。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但也有问题,那就是政府必须掏钱垫付工程款,补贴农民。不垫付工程款,房子就盖不起来;不补贴农民,农民就住不进去。这里面会不会有困难,会不会有争议?

    宋朝华说,确实有这个问题。比如这次我们县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5000多万元让利于民,就引起了许多争议。大家都说凭啥子对农民那么好,凭啥子拿几千万给农民?我说,你们错了。仔细算一算,政府并没有亏。农民腾出的土地可以引进多少个项目、发展多少个企业?这些项目、企业可以产生多少税收、多少财富?算大账、远账,我们没有多拿给农民,只是提前支付给他们。更何况这么多年来,我们工业的发展,农村、农民、农业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工业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应该反哺农业;城市发展到一定时候,就应该反哺乡村。拿一点钱给农民,我们不是行贿,他也不是受贿。这是我们对农民的补偿,优惠一点也应该。只有让农民真正感到实惠,农民才会认为党的政策好,政府亲民爱民,才会拥护我们。在农民的问题上,我就主张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

    宋朝华告诉我,他们这回是把“人情”做到底了。农民搬到新区以后,免费办理房产证,连工本费都不收,物业管理费免五年。过去他在农村有房子,他也不交什么费嘛!他分到的房子也可以卖。如果优惠的房子不允许农民卖,那就是假优惠了。他卖了房子以后,可以去买其他的房子,也可以去城里租房子,把省下来的钱拿去做生意。比如100平方米的房子,他3万块钱就买到了,然后1000元一个平方米卖出去,可以赢利7万。他到其他地方去租一个房子,一年的租金不超出1万,剩下的钱就可以做小生意,拿去“滚雪球”这都是农民的权利。要给农民自由,要给农民一条出路。他把房子卖给别人后,他不会再找政府的麻烦。中国的事情要搞活,有个前提是放开,管得过多、过死并不好。农民要交易,就让他交易;农民要进入市场,就让他进入市场。进入市场以后,我们和农民的问题就画句号了。今后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是他自己的事,有什么税费该交就交,又有什么不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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