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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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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味道)、淘唤(寻找)、转影壁儿(躲藏)没人说了,就连上世纪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盗窃)、鼠味(猥琐)、国防绿(军装)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从头到尾

    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bility译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g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

    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别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

    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代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曹操)、“阿斗”(刘禅)、“阿恭”(庾会)、“阿连”(谢惠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戎指从弟)。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话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父亲)。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华(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棋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贿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读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

    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读如挖)。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谣言)、老斋(呆子)、老叼(起重机)、老家贼(麻雀)、老阳儿(太阳)、老凿儿(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做“老苹果”嘴叫做“老樱桃”脑袋叫做“老屋子”脚丫叫做“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条”把傲慢无礼的人叫做“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

    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别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

    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老兄老弟),称“大”(大哥大姐);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阿哥阿妹情意长),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

    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

    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角落头(音晃)、里厢头(里面)。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哺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早起头(早上)。闽语里还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号头(号码)、位头(座位)、症头(病症)、担头(担子)。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萝卜)、尺头(尺寸)、门头(门槛)、称头(斤两)、药头(头道中药汤剂)。

    粤语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箸、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读如举)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箸子”)。广州话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小孩)、疏虾仔(婴儿)、马仔(跑腿的)、公仔书(小人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沙锅了。

    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遭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

    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上,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昵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

    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做“男小囝”、“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囝”作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读如居)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昵、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做“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

    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固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

    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袖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赣,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

    六、新与旧

    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款儿)。

    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汉语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

    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一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地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妓女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良家妇女沦为帽妓叫“下海”妓女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靠岸)。旧社会,伶人(艺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赢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娟”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

    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妓女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

    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穀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

    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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