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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曲好唱口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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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刘韵珂这个人物就很有点意思了。

    刘韵珂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个“另类”他不是满人,不是亲贵,甚至不是科班出身(连举人都不是,只是国子监中的拔贡生)。他家境平常,关系不多,既无显赫家世,也没有后台老板,然而官却升得很快,14年间(其中包括因父亲去世在家丁忧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员外郎、郎中、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拾级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抚,成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员”茅海建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他“办事结实”又“为人乖巧”办事结实,皇帝欣赏;为人乖巧,同僚喜欢。这自然是不错的。但刘韵珂的一路青云直上应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别用心”

    刘韵珂的“特别用心”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了。作为巡抚,刘韵珂虽然名义上是浙江战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实际上却是当不了家的。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三位钦差(伊里布、裕谦、耆英)一位将军(奕经)。然而刘韵珂却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观。相反,他积极主动地做了很多工作,又决不居功,因而颇得皇帝和长官的喜欢。关于这一点,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多有描述,此处不赘。这里要说的是,正是他的这种“特别用心”才使他讲出了别人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且成功。这正是刘韵珂“另类”的地方。

    前面讲过,在这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许言“剿”不许言“抚”只许言“胜”不许言“败”的。由此便逼出了许多谎言。等到前方“战事糜烂”许多人都意识到“事不可为”的时候,却又三缄其口,噤若寒蝉。每个人都顾虑着自己的顶戴和脑袋,没有人敢出来说真话。

    这个时候,刘韵珂说话了。

    刘韵珂说话并不容易。他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一条小命晃晃悠悠,随时都可能因为“出言不逊”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颜伯焘一样,曾是铁杆的“主剿派”而且曾为浙江防务殚精竭虑。要他主张由“剿”改“抚”不要说别人,他自己就通不过。

    然而不可收拾的战局使刘韵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镇海、宁波接连失陷,葛云飞(定海)、王锡朋(寿春)、郑国鸿(处州)三镇总兵相继战死,钦差大臣裕谦兵败自杀,这一连串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打得刘韵珂大惊失色,目瞪口呆。惊骇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连定海、镇海这样的防御工事都档不住“英夷”的凌厉攻势,裕谦、三总兵这样的忠臣良将都压不住“逆贼”的嚣张气焰,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尤其是,当所谓“扬威将军”奕经兵败浙东,仓皇出逃,夜奔杭州时,刘韵珂的热情降到了零度,头脑也清醒起来。出于忧国,也出于忧民,他决定上书朝廷,调整政策。

    不过,仅仅敢说还不行,还得会说。刘韵珂恰恰就是一个“会说”的人。在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开了“剿抚之争”甚至只字不提“抚”或“羁縻”而只是提出继续进行战争的十项“深属可危”的因素。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虑”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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