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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我可以在小说里再活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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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雪挥

    在很多人印象中,严歌苓是一个台湾作家,因为她文章中人物处处透露出的温婉细致,也因为90年代之后一系列她的畅销作品都出自台湾出版社,有的更经电影改编后让大家熟知——如李安执导的少女小渔,李翰祥的女房东还有陈冲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天浴,都出自她的小说。

    可这位让内地读者即熟悉又陌生的作家,却是地地道道的出生于上海、童年生活在安徽、又成长于成都的大陆本土作家。说她本土也不准确,1989年已过而立之年的严歌苓赴美留学后,便长期生活在美国,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其产量和质量始终保持稳定的水准,在国内同年代作家中少有。

    今年,她又连续出版了2本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小说仍然继续了她的女性视角,背景同样是她熟悉的上世纪40~80年代。不同的是,小说变得轻松甚至诙谐,她也开始将个人经历的片段糅进自己的小说。

    写作20年,严歌苓说,她希望读者了解到她的另外一面——存在于她讲述的固定时代下的那些女人的故事里。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在文风上有了突变,从血腥、无情变得很有娱乐性,如第九个寡妇的英文版叫在饥荒与情人们之间,有评论称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第一个快乐寡妇,什么原因让你有了这样的变化?

    严歌苓:我的个性有非常黯淡的一面,有的时候是绝望,但是也有非常爱开玩笑、插科打诨的部分。我觉得那么无情的故事,如果再用很沉重的方式去写,就会出现控诉的感觉。那种控诉的语调我们用了很多年,不够客观,也不够冷静。

    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我正好在非洲,我看到非洲人是怎么样接受苦难,怎么样处理苦难的。非洲人这顿吃了下顿就不知道吃什么了,然而他们照样在唱歌跳舞。女人背着孩子,一边用棒子打木薯,一边跳。这种对苦难的接受形式让我非常感动。

    生命每天都有狂欢的色彩。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调侃与诙谐的语调会不会对苦难有不敬的成分?

    严歌苓:我觉得没有。悲剧表现出来的喜剧调子,实际上更可悲,是卓别林式的。

    不过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是一个胜利。所有她战胜苦难、危机的方式,一步一步都是胜利的。她在生活当中,在男人当中都游刃有余。王葡萄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人,了解风水轮流转,最后还会转到原地,这种悟性和直觉很理想化。但我自己恰恰是和王葡萄相反,有的时候我会逆着自己的直觉。

    中国新闻周刊:你属于很理性的一类人吗?

    严歌苓:我是一个很“纪律”的人,后天强加在自己身上很多纪律,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我的本性有时候会发作,但我会马上让自己收敛。

    中国新闻周刊:但你描绘的女性很多都是将天性发挥到酣畅淋漓的人物。

    严歌苓:这是我的向往。我12岁进入部队,就知道让天性泛滥是绝对要吃苦头的。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怎样收敛自己。但是从我本性上来说,应该有和她们近似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做小说家?因为我可以在书里再活一遍!

    中国新闻周刊:你笔下很多人物都比较复杂,并不是单纯的纯洁或者坏。

    严歌苓:人性不就是这样的吗?完美的人还有什么写头?就要不断地把人性打开给你看,这很过瘾。会让你吃惊的。

    中国新闻周刊:人性里的哪些方面会让你吃惊?

    严歌苓:我很小的时候在文革中看到的东西就经常让我吃惊,天天吃惊。很多你没有想到的一些人物,假如没有文革,他都是另外一个人。

    中国新闻周刊:可文革开始的时候你只有七岁多。

    严歌苓:但是也看到了。我觉得正是因为小,才那样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严歌苓的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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