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白白走了多少次。

    雨没完没了，他走来走去没完没了。烦，没完没了。憋闷，没完没了。不在这胡同里来回走了，再走一个来回，碰不见她就上街。还是冷清清的院门，还是紧闭的红漆脱落的大门，再走一个来回。往东五十步，往西五十步，低着头只看自己的脚。院里出来人听声也知道，眼巴巴瞅它干什么？这院里的人都死了？不走了。再走最后一个来回，再不见她，就永远不想见她了。还是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算了，上大街吧。天安门那儿多宽敞。不，再走最最后一个来回，往东一百步，往西一百步，这次不见她，就是她跪在面前也不看她了。可还是一个冷大门，他简直暴怒了。再走最最最后一个来回，如果再碰不见她，就视她为最大仇人。她就是裸体跪在面前，他也不瞅一眼，甚至还要唾她，一脚把她踹倒在水中。他发誓了。

    魔鬼被神关在了瓶子里，扔到大海中。魔鬼发誓道：谁救出了他，他将把世界上一半金银宝藏送给那人。一千年过去了，没人救他。魔鬼又发誓，谁能将他从瓶子中救出，就把全世界的金银都献上。一千年又过去了，他还关在瓶子中。魔鬼在第三个一千年中发誓，谁救出他，他就甘做奴仆，让那人做普天下之王。又一千年过去了，他还在瓶子里。第四个一千年中，他恨怒地发誓道，谁救出他，他就让谁去死。一个农夫在海滩捡到了瓶子，打开盖，魔鬼飞了出来

    没有，灰青色的雨幕中，那个院门还像坟墓一样。他盯着那扇门，充满了仇恨。他该跑上去连踹它几脚，把它踹得七零八碎，他该找一个绳索，勒住那院门，把它勒得粉碎，他该抱根大电线杆，一下，两下，三下，把它撞个稀巴烂。结果，他是抡起了双拳，狠揍起自己来。胸口，肩，大腿，发疯般捶着。你混蛋，你什么玩意儿，你没出息，你就知道揍自己，你白痴，你没种，你见人连话都不敢说一句。雨浇着他，拳头如雨点，他喘着疯着。一辆自行车远远停下来，犹犹疑疑往这儿推着，绿雨帽下有一张清秀的脸，正是她。

    她认出他了，惊惶变成了关心：你怎么了？

    他僵住了，直愣愣地盯着她。

    你为什么要冲自己发火啊，遇到什么事了？

    他垂下头，身子因为发热又发冷而猛烈战抖着：“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在这院门口已经来回走了一百遍了”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姑娘愣了。

    冬平接到了毕业分配的通知，很快就报到上班了。中国生态保护基金会，一个经常有外事往来的单位。不错。

    下了电车，十层的办公大楼就在路边。绿栅栏院墙围着一块方方的楼前区，敞开的绿栅栏大门，直直的甬道，两边是草坪，桐树，然后是平整的水泥场地，停着一辆辆高级小轿车。轻轻盈盈上了几级台阶，旋转式玻璃大门，随人流鱼贯而入。挺凉，门厅就有冷气？电梯，一按键纽，抬头看，门上闪亮的红色指示数字跳着，6，5，4，3，2，1，电梯下来了。里面人彬彬有礼出来，外面人热热闹闹进去，各自在键盘上按亮自己要上的层数，你五楼，他三楼，她是十楼，平稳地上了最高一层。一出电梯就是她上班的地方：外联部秘书办公室。一墙大玻璃窗，敞亮极了，全北京都在阳光下耀眼地展开着。

    “你好。”招呼她的叫薛彩明，三十来岁的男性，宽额头，微呈褐红色的鬈发。

    “你好。”她笑笑。薛彩明是她的顶头上司，办公室的副主任。主任是个老头，姓查，十天有九天半不来上班，大权便旁落在年轻的副主任手中了。

    薛彩明对她很好，有些殷勤。不仅介绍情况、教授工作，还指点她知晓各种人际关系。她不反感，这是她在这个大楼中的第一个立足点。要不刚来乍到，人地两生，还不是睁眼瞎？

    明天查主任来，你先穿一身朴素点的衣服，带一身漂亮的放柜子里。查老头喜欢年轻人朴素。他见了会高兴，可接着就会批评你。薛彩明瓮起嗓音拖腔拖调地模仿起来：“年轻人穿着朴素是应该的，我一贯主张这样，可你现在从事外事工作，就要变通一下，穿着漂亮点，讲究点，为了工作嘛。”那时，你再装着不得已地换上一身漂亮衣服。他认为你本质又好又听话，就高兴了，对你满意了，从此你就有了任意穿着的权利了。

    果然，第二天一个秃顶的和蔼老头来了，一切都如薛彩明预料的发展，简直是在照排一场有台本的戏，真有意思。

    咱们办公室还有个干事，姓花，大家叫她花大姐，四十了，出差，这两天就来了。你和她相处稍微注意些，她这个人肚量小，喜欢嫉妒人。

    “我又没惹她。”

    你也是女的呀，而且你比她年轻漂亮，所以，什么事你和她多商量。她虽然不是领导，可她是老同志嘛，你就是会的事也请教她，她这个人好为人师，又喜欢抱团儿，所以，如果她真把你当成铁哥们儿，还是对你挺热心的。还有一点，如果她帮你买点什么便宜东西了，千万别推辞，像毛毯厂内部处理的毛毯啦，保温杯厂内部处理的保温杯啦，需要不需要，你都要感激不尽地要下。可以再转手卖给别人嘛。她最爱搞这个，大家背后叫她“处理品经理”嘘——她来了。

    一个身子与门等宽的矮女人，手里提着黑包，嗓门挺洪亮：“你就是新来的黄冬平吧？”

    “是。”她尊敬地答道。

    “花大姐，咱们这儿的工作情况你给冬平介绍介绍吧，我正忙，顾不上，也没你熟悉。”薛彩明为冬平铺垫着。她明白，笑笑接上话：“花大姐，我正愁你这两天不来呢。”

    “哟，还非等我给你介绍？我也没啥经验啊。”一张原本很生硬的胖脸立刻笑出花来。

    “冬平，你今天准备和苏兆年一起去林老那儿吧。”薛彩明打完招呼后，说道。

    “我？那也要翻译？”她不解了。苏兆年是生态保护基金会的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其实就是这个部级单位的真正部长。

    “不是，苏兆年原来想让我陪他一块儿去。待会儿他来了，我推荐你去。你需要多见见世面嘛。”

    “我去能起什么作用？”

    “这就不用问了，一会儿就明白了。”

    小薛，小薛。兴冲冲推门进来的正是苏兆年。四十多岁，稍胖，戴眼镜，大学生样儿。你们看看，咱们机关这体制改革表怎么样？来来，你们进来。他招呼着，进来两个挺腼腆的小年轻，一左一右地举着一张很大的绘图纸，上面画着表格。基金会所有的机构，部、处、科、室，都成了一个个小长方格，它们之间画满了密如渠网的箭头、联线，横的，竖的，实线，虚线，单向箭头，双向箭头，主线分出支线，支线又分出小支线，小支线又分出更小的支线，落实到每个工作岗位，然后又一层层汇合向主线，又交叉，又环形，有些地方还搞了“立交”各种图示说明，各种标记，红蓝黑多种颜色，一切隶属关系、权力关系、责任关系都表明了，每项工作的调查、请示、汇报、决策、下达、执行、追踪、反馈都规定了。详细得很，复杂得很。

    薛彩明后仰着认真看了看，笑道：挺好的，是个了不起的创举。

    其实，这个表格草案早已试行了一个月，除了让人们痛感繁琐啰唆、滑稽可笑以外，再没起过什么作用。明明是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却必须照程序转七八个办公室，经好几个环节。可苏兆年每天就背着手在各层楼走来走去，检查人们是否执行。发电影票，原本是后勤福利处一个小干事的事，把票送到各科室一分了事。经他一检查，不对，照章办。各科室先上报实到人数，汇集到各处，再汇到各部，再到基金会，由会长办公室转后勤福利处，经处长签字，再交给分管的干事；再发票，程序与刚才逆行，到会长办公室，分到各部，再分到各处，再到科室，再到每个人；然后，再来一次反馈：票是否发到每个人头，科室，处，部，逐层汇集，又到后勤福利处，作为下次发票的参考依据。这分票是小事，可养成按程序工作的习惯是大事，人人都有明确的岗位责任。他训导道。

    真不错？他听了薛彩明的称赞笑不可支，左右端详着图表，这是他上任两个月来的心血啊。夜以继日的设计构思，伏案制作，汗流浃背，把他这个理工科大学生的才能全面用上了。“那就这样吧，再一个个办公室巡回征求意见，都没意见了，就做个大镜框，挂在一楼大厅的墙上，大家一目了然。小薛，走，跟我一起去林老那儿。”

    薛彩明笑了：“今天让黄冬平陪你去吧，让她也锻炼锻炼。”

    “嗯？”没反应过来。

    “去老头子们那儿，有个年轻姑娘气氛会轻松得多，说话要款也容易些。”

    “啊”苏兆年不完全自然地笑了“好吧。”

    小轿车平稳驶过街道，苏兆年兴致勃勃没点官架子，一路上又说又笑。他是怎么来基金会的，他是如何不爱当官，林老过去是他父亲的老战友，基金会有事就去找林老，中国太落后，思想不解放

    林老耳朵不太好了，苏兆年要对着他耳朵大声说话，也介绍了冬平，她拘谨地坐在一边。林老很和蔼，谈笑风生，她听着苏兆年汇报这汇报那，林老是基金会名誉会长，许多老大的事情随随便便就谈了，解决了，或没解决。挺有意思。

    上班这些天，就是认识一个又一个人，见识一个又一个场面。她生性温和，话不多，倒很适合这个环境。遇到要翻译的活动她就认真了，全力以赴，有时太紧张，译错了，中国人，外国人，都对她和蔼地笑笑，她年轻，她美丽，因而不仅能得到宽谅，而且还增加了谈话的愉快。慢慢她懂得了这一点，便更从容些了。

    基金会特别注重从海外和港澳募集资金，她也便很忙。北京饭店又召开基金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请来海内外各方名流，济济一堂。认识了这一位，香港巨富，迪耀宗，个儿不高不矮，人不胖不瘦，线条坚挺有力，有鹰的神情，又挺温和。他也是基金会副会长，金色的头衔，荣耀的位子，如此隆重的集会，有上百名中外记者，有摇来摇去的摄像机，有明天报纸上的新闻和照片，有遍及全世界的电讯，有刻在历史的名字，有纪念碑，于是，他便在上台讲话时豪爽地认捐一亿港元；于是便有热烈的掌声，就有闪光灯一片耀眼；于是就有一桌桌人在低声议论：这才是实质性的呢。于是他便感到安然，当然也略有一丝不安：钱是不是捐得太轻易了？于是他下台来坐下了，很谦虚，双手放在身前，但却感到自己很有身份；于是他听到还有人认捐百万，十万，就感到有一种从容的优越；于是他感到有更多的人在注意他，想到用钱买来的知名度；于是他想到自己祖先的贫困和自己坎坷艰辛的发家史；于是他想到嫁女时婚礼的豪华如何惊动了香港；于是他想到为福建故乡捐赠的一亿港元，在那里受到的欢迎使他热泪盈眶，他还看到了故乡的穷困；于是他又想了想自己的财富，有百捐一才是舍得的；于是他又想到钱这东西毕竟是身外物，死后带不走；于是他又想到自己对中国文化、教育、体育的捐款，他希望中国人扬眉吐气；于是他想到中国首脑人物对他的器重，一次又一次接见，这是极高的礼遇；于是，他想到，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在中国大陆捕捉更多的机会，赚更多的钱；于是他想到自己死了要落叶归根，还埋到闽江边的故乡，那里会给他树个纪念碑；于是他想到到八达岭登长城时，如何想捐钱修长城；于是他想到自己文化很浅，把一个个子女送到美国去读硕士、读博士；于是他想到自己还能活多少年，身体怎么样；于是当他从走下讲台时的发热、矜持中轻松过来后，和身旁这位叫黄冬平的大陆小姐交谈时，觉得自己更有脸面。

    “迪先生，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笑笑。

    “我看过写您的一部长篇传记文学。”

    “大陆也登了？”

    “好几家刊物都转载了。”

    “哦。”钱还是该捐的。

    “我很敬佩您。”

    “我没做什么黄小姐，欢迎您以后到香港来玩玩，我邀请您。”

    “谢谢，有机会我一定去。”

    黄冬平非常乐意接受这邀请，到基金会上班没多少天，她已接到好几个这样的邀请了。一位美籍华人，一位泰国籍华人，都这样热情邀请她。

    一个个新认识的人在她眼前叠印，苏兆年隔几日就来找她打乒乓球。薛彩明那微呈红褐的鬈发更常在眼前晃动，殷勤文雅的微笑。

    陈晓时来电话了，问：有个讨论会愿不愿去参加？她这才想到他，查了查台历，回答说：我正好有事，没时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