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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0章 颍川郡（第2页）

第四个就颍川郡，地理上，颍川郡紧邻洛阳，是洛阳向南的最重要通道，出了洛阳八关之一的轩辕关，就是颍川。

更重要的，颍川是东汉末年的天下人才荟萃之地。

至于颍川郡能突然如此厉害的原因，在吴咏看来，则是有多种原因交替，而且除此一地，天下其他州郡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人才盛景，即使是徐州、益州这样的汉末人才库

，在某些政治方面，也比不过颍川的政治人才。

原因其一，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

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

，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

，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传播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有许多的世代衣冠，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的律法名家。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时属郑，后郑国被韩国所灭，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在战国末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以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逐渐地在颍川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

的社会风气，其中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此中的翘楚。

其二，自东汉伊始，颍川郡旁的汝南郡内，原有的西楚士风开始渐渐转变，演变成为放荡不羁、敢于犯上的士人风气，之后，这种风气向着紧邻的颍川郡靠拢，导致颍川郡其地的政治风气，在原有法家学术的激进勇敢风气上变得更加激进犯上，以至于颍川本土的士人更加崇尚政治，其本身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厚。

其三，便是东汉一直绕不开的党人势力了，可以说，如今汉朝的党人势力，最初的发起点便是颍川郡。

而颍川郡也正是因为党人势力

的存在，在整个东汉，甚至于汉末三国，都确定了自己独树一帜的一面，以至于魏晋时期，颍川郡甚至豫州士人，在整个天下都有不可比拟的名望和势力。

之所以如此，那便是颍川名士互为交结，相与婚姻，吏俗朋党的情况，特为紧密，为其他郡县所不能比。

可以说凡郡内望族，互相之间皆有姻亲，当年党人堆积朝堂时，颍川士人的官吏甚多，这也是党锢开启，颍川士族损害最多，最为痛恨汉室的原因，根本原因便是其家族子弟多有被禁者，此生不能为官，可以相见，此番黄巾大乱，党锢解除，对于颍川士族而言，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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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东汉自顺帝开始，宦官获权，皇权政治无法正常运转，且少数民族与内部起义不断，险恶的政治形势让士人不再专心学术，转而投身政治事业。

用后世的一句话来讲，任何东西一旦扯到了政治，那就会变了味，东汉的颍川郡便是如此，他们真正掌握朝堂权利，特别是党人领袖便为李膺后，结党营私的行为便普遍发生。

当然，对于这些世族而言，普通的贪污受贿明显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那一家不都是大族富户，他们真正的索求的，却是皇权一直在保护的政治权利，所以才会有内朝和外朝之争。

其五，自顺帝以后，士人群体奔走呼号，“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簸公卿，裁量执政”

，力图挽狂澜于既倒，铲阉宦，清君侧。

不过，一次又一次，仅仅只掌握朝堂话语的他们，被皇权之下的军队所打压，历经无数次的打压，所以严格的政治形势，才会让他们更加急迫联姻，来保证自己的朝堂势力的壮大，从而更加加剧了颍川士人之间的结党和某种程度的超然和排外。

其六，便是自东汉以来，地方权力在世族豪强的影响下，不断失衡的缘故。

而中央士人结为党人，通过自己的政治权利，不断影响地方官吏的任免，导致地方名士大族因为自己家族的特殊背景，可以通过垄断州牧郡守僚佐之职，操控地方政治。

这一方面更加促进颍川本地大小世族的结党，也让汉朝中央对颍川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

当然，这一点，不仅仅是颍川独有，此刻整个大汉，也全部都是这一套路。

其七，在宦官专权后的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对于缺乏儒雅之风、热衷于政治的汝颖名士们简直是天赐良机，在这种条件下，汝颖地区的特殊优势由隐而显，汝颖名士遂乘时而起，雄居士林之首。

而相对于汝南郡，颍川郡在党人之中，有名望者甚多，最终更是拿下了党人领袖的称呼，这更加加剧了颍川郡的士族豪强之间的姻亲结党，或许在他们的骨子里，已经慢慢养成了这种唯有靠着亲亲相护，才能独霸朝堂，保证自己政治权利不失去的意识吧

！

想到这些，吴咏也对颍川郡的士族有些好奇起来。

他这次离开洛阳，名义上是游学天下，实则是对天子丧失了信心，乱世来临终究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