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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章 粘罕伤悲（第3页）

刘邦曾直言：“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既肯定其能力，也暗藏忌惮。

刘邦老婆吕后更视韩信为隐患，认为“信虽病，尚可畏也”

。

公元前

196年，吕后与萧何合谋，将韩信诱杀于长乐宫钟室，临终前韩信叹曰：“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

。

其家族亦被株连，印证了功臣难以善终的悲剧。

北宋太祖赵匡胤有“杯酒释兵权”

的妙举，温和夺权了诸将的兵权。

功臣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将领是赵匡胤“陈桥兵变”

的核心支持者，助其推翻后周、建立宋朝，掌握中央禁军兵权。

但赵匡胤称帝后，担心“黄袍加身”

的故事重演，于

961年设宴，以“人生如白驹过隙，不如释去兵权，享富贵以终天年”

为由，劝说将领交出兵权。

赵匡胤承诺给予功臣良田美宅、联姻皇室（如石守信之女嫁赵匡胤之子），表面温和，实则强制剥夺军事权力。

兵权旁落后的将领们富贵终老爵位保留，但终身不再掌兵。

石守信“专事聚敛，积财巨万”

，转向享乐。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虽未流血，但开创了宋代“重文抑武”

的先河；本质仍是对功臣的系统性打压。

这些案例均体现了古代皇权对功臣集团的忌惮。

“打天下”

的军事能力从“利器”

变为“威胁”

时，帝王往往以“巩固统治”

为名，通过政治打压、剥夺权力甚至肉体消灭的方式，消解功臣的影响力。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专制制度下“君权至上”

与“功高震主”

的结构性矛盾，也成为古代君臣关系中难以逾越的悲剧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