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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内帑的网络资料（第8页）

，所以他们才不得不用“酷刑追索”

，即便“大失民望”

，包括大失官望也在所不惜。

如果真如顾诚所说，“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

，那还用得这样“酷刑追索”

“大失民望”

么？还会有“宗敏曰：‘此时但畏军变，不畏民变……且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金星不能难”

这样的对话吗？对这类记载并不是闭着眼睛，一概否认，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以上大多是根据各史料的内容本身来分析判断其记载的可信度。

我们不妨再根据史料来源，作者身份判断辨析一下。

顾诚在反驳姚雪垠的时候，针对姚雪垠所引用的胡介祉一大段话批驳说“这篇东西史料价值很低”

，理由为胡介祉的话都是摘抄自他人。

这样的批驳也可算有道理。

但偏偏对于胡介祉摘抄的源头王世德的记载的史料价值，顾诚却不做评论，只用一句“未必是事实”

就敷衍过去了。

但实际上只要稍加考察一下就明白，在所有这些人的记载中，王世德记载的史料价值恰恰是最高的。

根据《明史资料丛刊》编者给《崇祯遗录》加的说明中所言“王世德，字克承，大兴人，崇祯时官锦衣卫指挥。

李自成克北京，他自刎遇救，后削发南奔，流离江南，隐居宝应。

据其子王源《居业堂文集》称，王世德‘常居禁中宿卫’，于崇祯朝廷礼仪大典、政局变化皆‘委备详核’，因见野史失实甚多，故作此书”

显然由于职务关系，王世德和崇祯皇帝的距离远比一般大臣要近，对内廷情况的了解也远比一般大臣要多。

他的记载可以算得上第一手资料，比起一些普通文官捕风捉影、凭空猜测之谈可信的多，也真实的多。

此外如史淳引当时任户部官的吴履中和崇祯皇帝的对话，虽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可信度也相当高。

再如写《定思小纪》的刘尚友当时也在北京城，虽然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其时任礼科给事中的申芝芳是他的亲戚，关系较深刻，因此他对明朝廷的若干情况也是清楚的”

。

北京城在当时经历的一系列事变，他也都是亲身经历者。

他的记载也同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反观赵士锦和杨士聪两人，都不过是当时的中层文官，赵士锦是从五品的工部员外郎，杨士聪是五品的左谕德。

本身和皇帝没有什么接触，对内帑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了解。

明朝的许多文官似乎都对皇帝的内帑抱着一种幻觉，认为那是一个类似聚宝盆一样的东西，里面永远可以充斥金银，不会枯竭。

所以他们动不动就请皇帝发内帑，似乎只要把皇帝的内帑拿出来，就什么财政问题都没有了。

这种幻觉本身就相当荒谬，而赵士锦和杨士聪不过是被这种幻觉所毒害的文官当中的两个而已。

他们的记载正是这种幻觉偏见再加上从李自成军队那里听来的谣言谎言混合的产物。

所谓的内库三千余万两云云，都是他们听来的传闻无疑，因为赵士锦自己的记载都是左一个“闻”

，又一个“闻”

，更要命的是这个“闻”

，究竟是“闻”

自哪里都没有说明，明确的消息来源都没有，这正是典型的谣言传播的特征，也是无根史料的特征。

所以这种记载的史料价值比起顾诚所贬低的胡介祉的话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