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申日的命理最新章节_正文当时的一些基本经济状况第3页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正文当时的一些基本经济状况（第3页）

也就是所有各种摊派加上去之后，并且考虑到粮价波动的因素，也只是在3%到6%之间波动，这样的税率也实在并不算高。

除了顺德县以外，黄仁宇还根据《大明会典》以及各地方志的记载，对明代晚期全国的农业税率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估计。

得到的情况大体上和顺德县相似，有的地区高一些，有的地区低一些。

比如杭州府的税率为6.7%到10.05%（同样是受粮食价格的影响）[32]217；而山西汾州府的平均税率为8.3%（粮食价格每石0.6两白银）[32]220；湖广安化县在16世纪中期税率为3.9%（粮食价格每石0.3两白银），17世纪初税率为5.9%（粮食价格每石0.2两白银）[32]221；南直隶溧阳县最低税率是1%，最高税率是5.4%。

最后得到的总的估计是“通常而言，直到17世纪初（原文为“16世纪初”

，应是笔误或翻译错误，因为作者在文中前后引用的数据年代都是在1576年，1600年，1620年这类的，大致范围在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引者注），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产量的10%。

在许多地区，征收额是远远低于这一水平。

尽管有些地区的税赋较重，象长江三角洲地区，税额接近农业收入的20%。

但这种估算没有考虑到无偿应役、……，也没有考虑到不同于大宗粮食的其他额外收入”

“整个帝国赋税的平均水平似乎也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这一估计不会受到长江三角洲地区特例的影响。

尽管名义上长江三角洲这四个府的全部田赋额越占整个帝国田赋总额的10%，但由于税收折色和役的合并使其大大降低了”

我们注意到这里似乎存在一个矛盾的现象，前面按照田赋收入和农业总产量的比较得到的农业税率在明代晚期只有2%不到，而按照黄仁宇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估算，则全国平均税率可能在10%左右（应该强调一句10%税收就本身来说，仍是属于低税收，黄仁宇对这一点也是反复强调），这之间相差了五倍之多，怎么来解释这种差异呢？

我的看法是，这里有几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用总产量来估算税率的时候，用的田赋收入只是基本税额，也就是并没有把许多其他摊派比如地方上供给驿站的用度，以及供给户部的一些物料折银计算进去，尤其是没有把劳役折合的银子计算进去，根据黄仁宇的估算，全国劳役折合的银子可能在1000万两白银左右。

但是这个理由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就算把所有这些都全算进去，估计农业税率充其量也只能在4%左右，而不可能更多（事实上4%都是过高的估计，因为明后期劳役折银，都是大打折扣的，根本达不到理论上的估计）。

如顺德县的例子，把所有的摊派都考虑进去，在粮食价格正常的情况下，“大致的税额，接近于土地收入的3.5%左右”

。

那么还有6%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认为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首先是价格波动造成的影响，这又有可以分成两点，一是粮食本身在一年不同时间的价格波动，一是粮食的南北价格差距。

明代晚期大部分粮食赋税已经是折合成银子来交纳。

黄仁宇的说法是“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2600万石，其中有80%似乎已经能够折银”

[32]226而万明等学者对此的估计还要更高，他们认为黄仁宇的估计是偏低了，“他对税收中白银的估计可能偏低。

事实上，田赋已经折银交纳，就是加派，也是征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