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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6章 元未社会状况（第4页）

田赋、商税、盐税等不断增加，百姓们辛勤劳作一年的收获，大部分都被官府搜刮而去。

除了加重税收，元朝政府还滥发纸币。

他们不顾市场的承受能力，大量印制纸币，导致市场上的纸币数量远远超过了实际的商品价值。

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疯狂上涨。

原本可以买到一石米的钱，没过多久只能买到半石，甚至更少。

百姓们手中的积蓄迅速缩水，生活变得愈发艰难。

严重的通货膨胀如同一场巨大的灾难，席卷了整个社会。

市场上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小商小贩们的货物价格一日数变，他们辛苦经营却难以维持生计；普通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高得让人望而却步，许多人只能在饥饿和寒冷中苦苦挣扎。

而那些达官显贵们，却依旧过着奢华的生活，对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

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对元朝统治的不满情绪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触即发。

元朝的统治在奢靡之风的侵蚀和财政危机的冲击下，逐渐走向了崩溃的边缘。

众所周知，元代时钞法大兴，中统、至正、至大等钞均是通货，又加上滥发钞票也就是不顾市场需求量而印钞票；除此以外，因为滥加赏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只好动用钞本（用来稳定币价的，也就是说百姓可拿着钞票去兑换等量足值的金银铜等本位货币，没有钞本就无法保证币值稳定），造成币值急速下降，以致通货膨胀严重。

元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推行了一系列极其严厉的民族压迫政策，将民众划分为四个等级，这种人为的划分导致民族矛盾不断加剧，社会局势日益紧张。

蒙古人作为统治阶层，享有特权，无需从事任何劳动，却可以肆意占有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所有财产，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使得蒙古人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矛盾愈发尖锐。

而汉人则被剥夺了诸多基本权利，甚至连姓名都不能拥有，只能以出生日期来作为标识。

他们的生活受到严格限制，不能拥有铁器，甚至连一把菜刀也必须几家合用，这种极端的限制严重束缚了汉人的生产生活。

赋役的沉重负担，再加上灾荒的不断侵袭，使得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生存环境极为恶劣。

元政府妄图通过这种残酷的压迫手段来镇压以汉族为主体的反元斗争。

伯颜甚至扬言要杀绝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这种极端的言论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得汉人对元朝统治的仇恨愈发强烈。

即使在伯颜的侄子脱脱当政期间，对汉族的猜忌也丝毫没有减轻。

在农民大起义之初，脱脱特地将相关卷宗的题目“谋反事”

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

，并以“汉贼大起”

相称，这种带有明显歧视和偏见的言论，使得有识之士预见到元朝的统治必将被推翻。

而除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贪污剥削之外，元朝还接连遭受严重的天灾。

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地区大雨成灾，饥民数量多达四十余万，社会动荡不安。

二年，江浙地区遭受灾害，饥民数量更是高达五十九万。

至元（后）三年（1337年），江浙地区再次受灾，饥民数量仍有四十余万。

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三次，饥民遍野，流离失所。

在天灾人祸的双重迫害下，农民们成群地离开土地，生活无以为继，武装起义相继而起，反抗元朝统治的浪潮此起彼伏。

在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试图缓解社会矛盾。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禁令也逐渐被废除。

延佑二年（1315年），元朝政府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

，试图通过清查土地来增加赋税收入。

但地主们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们又为了邀功请赏，将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当作熟地充数，导致“苛急烦扰”

，百姓苦不堪言。

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等地的农民率先发起了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反抗元朝政府的压迫，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