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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章 策论背后的君臣之道（第3页）

转化为“制度”

。

六百年后，当人们在史书里寻找《时务十八策》的蛛丝马迹，会发现比起策论的真伪，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君臣协作：一个出身底层的帝王，用务实的执行力将思想化为现实；一个饱读经史的谋士，以变通的智慧让理想照进乱世。

这种“草莽与士族”

的碰撞，最终孕育出明朝初年的治世气象——而策论里“民足则富”

的朴素真理，至今仍在历史的褶皱里闪着光，提醒着后人：所谓“帝王之术”

，终究抵不过“民心之术”

；所谓“绝世策论”

，终究不如“养民为上”

的永恒智慧。

洪武八年，刘伯温在青田病逝，临终前命人将《时务十八策》手稿付之一炬。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些关于“民生”

“贤才”

“天道”

的思考，早已随着朱元璋的诏令，刻进了明朝的城砖、田亩与人心——这，或许才是真正的“不朽之策”

，比任何绢帛上的文字，都更长久地照耀着历史的天空。

后来，洪武三年的乾清宫暖阁，铜炉里的龙涎香混着墨香弥漫。

朱元璋放下朱笔，望着《道德经》卷首自己歪歪扭扭的批注——“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旁，红笔圈了又圈，旁边注着“此句与朱升九字真言通”

。

这位曾在皇觉寺撞钟的帝王，此刻正用沾满老茧的手，摩挲着竹简上“治大国若烹小鲜”

的句子，烛影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明忽暗间，竟有了几分书生的沉郁。

早年在江淮征战时，朱元璋对道家典籍的认知，仅限于乡间术士的“算命打卦”

。

直到刘伯温在应天府帅府首次提及《道德经》：“老子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此乃‘缓称王’的根本。”

那时他正为陈友谅的威胁烦躁，却见刘伯温指着策论里“高筑墙”

三字：“筑的是民心之墙，暗合‘固其所保’的天道。”

这句话像一根细针，扎进他对“黄老之术”

的偏见——原来所谓“道家”

，不是虚无的玄谈，而是藏在“不争”

背后的务实智慧。

登基后的第一个冬至，他在奉天门接受朝贺，望着阶下峨冠博带的群臣，忽然想起刘伯温临终前的谏言：“陛下当学‘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当晚他命人取来《道德经》，翻开便被“我无为而民自化”

震住——这不正是“轻徭薄赋”

的注脚？他对着竹简琢磨整夜，在“治人事天莫若啬”

旁写下批注：“啬者，省刑薄敛也，朕当守之。”

字迹笨拙却用力，墨痕透到竹简背面，像极了他在屯田令上画的“耕”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