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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顺治帝下诏求言为什么失败（第1页）

1650年（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去世，接着顺治帝亲政，又经过一年多的政坛风云，这位15岁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顺治帝主政后，面临着各种尖锐的矛盾。

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下诏求言”

。

顺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谕说：“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农民失业，朕甚忧之。

意朕躬有缺失欤？祀享有不诚、诏令有不信、政事有未当欤？抑大小臣工怀偏私，重贿赂，不肯实心为国，旷废职业，以致膏泽不下逮欤？抑当言不言，不当言而言，沽名钓誉，持禄养交，无济于实事欤？抑民间疾苦无所控诉，地方各官不以实上闻欤？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见，凡有关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应兴应革者，悉心条奏，毋含糊两可，毋借端影射。

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

（《清世祖实录》，卷74）这道上谕，言词不可谓不恳切，期望不可谓不殷迫。

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的上谕还发过好几次。

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应对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高明的举措。

但是，事实并没有如顺治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

“下诏求言”

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

这一点，顺治帝曾多次谈及。

如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员，面谕说：“朕年来屡饰科道各官，据实陈奏，以广言路。

乃不抒诚建议，或报私仇，或受嘱托，或以琐细之事渎陈塞责。

虽巧饰言词，而于国家政治有何裨补？”

（《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颁旨说：“顷因亢旱为灾，朕省躬引咎，宣谕求言。

原欲大小臣工，于朕躬阙失及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指实陈奏，以图兴革。

近见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饰繁词，开列款数，沽名塞责，不惟无裨治理，反使虚文愈增，稽误正务。

其于朕躬阙失，并内外满汉大小臣工结党循私，贪赃坏法，以及豪右侵渔、商市强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见确有指陈，殊负朕省改咨询实意。”

（《清世祖实录》，卷136）此事对这位皇帝影响甚深，可以说是终生未能释怀。

一直到他即将结束其24岁年轻生命的时候，他还在《遗诏》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人之行事，孰能无过。

在朕日御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

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朕于斯言大相违背。

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是朕之罪一也。”

（《清世祖实录》，卷144）或者说这份《遗诏》是别人代拟的，不一定代表顺治帝的思想。

但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特意郑重其事地写入《遗诏》，表明顺治皇帝“下诏求言”

的失败，则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诏求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