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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勇
我特别注意虹影的小说,大约是在2000年,那时她因为小说《K——英国情人》而陷入一场官司。
那场官司好像和凌叔华有关,而我当时正在写一篇论文,讨论凌叔华的《绣枕》和严歌苓的《红罗裙》。
我顺便读了《K——英国情人》,也读了她先前的《饥饿的女儿》,感觉十分震撼。
《绣枕》和《红罗裙》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相隔了差不多六十年,中国女性在欲望表达的方式上有一种潜在的轨迹耐人寻味,虽然凌叔华的女主人公是在军阀时代禁闭在幽暗的宅子里,严歌苓的女主人公在八十年代走到了时尚的美国,却都同样困在了某个狭窄的界域,只能依靠衣饰来曲折表达隐秘的欲望。
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让我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条传统,就是庐隐《海滨故人》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女性以“自传”
的方式率真地表达自己的欲望。
然而,这个传统也无法说明虹影小说的意义。
女性欲望在庐隐、丁玲那里,虽然率真,但还是被包装成了一种比较情调式的东西,转化成了某种流荡的情绪。
而在虹影的笔下,再也没有扭捏、含蓄,而是直接、自然,是人性深渊里的一股瀑布,奔流不息。
从庐隐《海滨故人》、凌叔华《绣枕》,到丁玲《沙菲女士的日记》,再到虹影《饥饿的女儿》,可以清晰地读到关于女性欲望叙述的中国谱系。
当然,虹影小说的价值,不只是比丁玲们更直接而已,更在于她的视角不是停留在自己情绪的表达,而是涌动着身份迷失的焦虑。
虹影小说里对于女性欲望的表达,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情色的挑逗,在于虹影的欲望,不是一种简单的身心悸动,而是她作为一个现实中的私生女,一直萦绕不去的身份迷失的焦虑。
有人指出“私生女”
是虹影作品中一个重要的情结,虹影是这样回应的:
我想这可以用来解释所有我的作品,因为这就是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我被命运指定成为这么一个人,或者是成为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或者是成为这样一个类型的女子。
我走过的路,其实都是跟我母亲最后决定要把我生下来,我的成长背景连在一起,由此可以解释我所有的行为、言谈、包括写作,甚至我要找什么样的男人跟这个身份相关,我要走什么样的路,我要写什么样的书,包括女性主义的“上海三部曲”
那样的书,也像《好儿女花》《饥饿的女儿》这样跟自身相关的书,都跟“私生女”
这个身份相关。
所以,虹影从早期写诗,到20世纪90年代定居英国后,陆续爆发出《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小说,一直到最近的《奥当女孩》等一系列“童书”
,在我看来,显现的都是一个失去了现实身份的女性孜孜不倦地寻找自我的旅程,这个旅程从早期的诗的迷茫、到小说的狂暴、再到童话般的沉静。
恰恰是一段精神觉醒的旅程。
所以,在虹影小说里,欲望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藏在深处的是她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找不出像《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那样的如此深入如此痛楚地追寻女性自我的小说。
我之所以用了“震撼”
形容我当初读《饥饿的女儿》的感受,是因为虹影的小说不仅写了女性的自我追寻,还把角度聚焦在“母亲”
身上。
虹影说她写《好儿女花》是因为自己做了母亲,是写给女儿看的。
虹影后来对记者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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