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闵妃一派为清政府事事干涉所苦，对袁世凯的不满早露端倪。他与大院君勾结，想剥夺闵妃实权的阴谋已是昭然若揭，使闵妃陷入深深的忧虑当中。为了保护自己，她只有以强化闵氏家族来建立自己的势力架构。所以，不论大小官职，闵妃一律任命给闵氏家族。

    列举闵氏家族“泳”字辈的几个人来看，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闵泳国、闵泳植、闵泳祥、闵泳伟、闵泳哲、闵泳基、闵泳敦、闵泳州、闵泳宇、闵泳恕等，全都被授以判书或是参判或是监司以上的职位。

    “泳”字辈的上一辈“镐”字辈与下一辈“植”字辈的闵氏家族，被任用者更是人数众多，其中闵泳骏、闵泳达、闵泳焕、闵泳韶等成为闵氏权势的“四大巨头”当时百姓用“一骏二达三焕四韶”形容国家朝廷大臣。

    生为闵氏家族的成员，大体说来他们都带着飞黄腾达的共同征兆。而这些人一旦被国家任用，每个人不仅靠卖官鬻爵疯狂敛财，还在全国各地设立典圆局，任意制造钱币，忙着中饱私囊。

    朝鲜人民在外患交迫、内政腐败的状况下，长期地过看痛苦的生活，诸闵官员不顾国家利益，只忙于享受荣华富贵，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人民的敲诈压迫，愈来愈残暴。

    值此混乱之际，在咸镜道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大大的刺激了日本人。咸镜监司赵秉植在自己所管辖的地方宣布了一种新的法令，叫作“防谷令”

    原来日本商人在朝鲜收购粮食，通常是在庄稼收获以前，给朝鲜农民附有条件的贷款。契约规定，在收获后，农民应以收获全部或一部卖给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利用这种收购方式，一方面进行高利贷剥削，一方面又保证了在荒年也能从朝鲜输出大宗粮食。这种野蛮的掠夺，驱使农民走向贫穷和饥饿的深渊。

    1889年，由于朝鲜有许多郡连年发生灾荒歉收，农民们坚决反对日本商人自朝鲜输出粮食，迫使咸镜监司赵秉植下达所谓“防谷令”不准卖任何农作物给日本人。

    对于监司来说，担负着养活老百姓的责任，颁布这样的法令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对于要从朝鲜输入米谷养活百姓的日本来说“防谷令”是个噩耗。日本商人也受到了打击，便催促日本政府出面向朝解抗议并要求赔偿。

    闵氏政府最后解除了“防谷令”但不允赔偿，这件事拖延3年没有解决，后来日本任命大石为办理公使，积极向朝鲜政府交涉而仍然毫无结果。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遂致电李鸿章要求协助，电文中语气强硬：目前索赔不允，请袁世凯规劝朝鲜政府对我国赔本免息，否则我国将和朝鲜撤使绝交。后经袁世凯从中调解，以朝鲜政府向日本赔款11万两了结。

    事件虽然按照日本人的意愿结束了，但是禁粮案在日本议会中引起不满朝鲜的激烈言论，日本政坛酝酿着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的氛围。

    受饥荒所苦的百姓们对政府不当的措制感到愤慨，民乱就像燎原之火般，在全国各地开始爆发。南起庆尚道昌宁，北至咸镜道德原，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其中，江原道铁原与锦城地方，良民甚至攻击官厅，掠夺国家的财产。在平安道地方的成川与江界等地，官民共同发起暴动，平安监司闵柄石甚至逃到京城去。

    紧接着禁粮之后，又发生刺杀金玉均事件。

    金玉均、朴泳孝等人在“甲申政变”失败后逃亡日本，仍一面与朝鲜国内同党互通消息，一面与日本阴谋团体、军国主义分子相勾结，继续进行对朝鲜的颠覆活动。朝鲜政府屡次要求日本引渡金玉均等人，都被日本政府拒绝了。

    1892年5月，朝鲜政府密令李逸植到东京主持谋杀金玉均、朴泳孝的活动。李逸植假装与金、朴亲近，伺机刺杀，但一时难于下手。这时候日本政府对于金、朴等人，不敢给予显著的支持，以免使日本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地位。金玉均等人颇为失意，李逸植便乘机说动金玉均，不如依赖清政府之力，重返朝鲜，另辟途径。

    1894年，金玉均听从了李逸植的劝说，决定先赶赴上海。金玉均前脚刚走，李逸植便命令刺客洪钟宇随行。金玉均—行抵达上海公共租界的第二天，洪钟宇即将金玉均刺杀了。中国上海当局将刺客洪钟宇及金王均的尸首解归朝鲜。朝鲜政府传令将金玉均尸身肢解示众，同时准备重用洪钟宇。

    刺杀金玉均事件立刻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一些政客乘机煽动战争。早就和金王均等勾结的玄洋社，派人谒见掌握日本军事大权的参谋次长川上，川上即指示他们再住朝鲜“放火”制造较大的战争借口。玄洋社随即纠集军人策士等，组织成了所谓的“天佑侠”团，与原已潜入朝鲜的日本人联络，展开侵略朝鲜的活动。只在等待朝鲜境内的民乱扩大，就可决定出兵。

    混乱不堪的朝鲜上空，已经战云密布，倏忽就会雷鸣暴雨。可是闵氏政府毫无察觉，袁世凯这时仍颇为自负，得意忘形，完全没有估计到朝解局势会发生什么急剧变化。

    遍及朝鲜全境的民乱终于在1894年汇合为规模巨大的东学党起义。

    东学党又称东学道、天道教，是朝鲜民间的秘密结社。创始人崔济愚，出生于朝鲜南部一个贫苦塾师的家庭。他曾游历四方，深知广大农民的疾苦和外国侵略者的先锋——天主教势力的扩张。1860年，他杂取儒家及释道学说教义，创立东学道，标榜“人乃天”的教义，与天主教所代表的“西学”相对抗。

    崔济愚在贫苦的劳动人民中获得许多信徒，但是根据儒家学者的说法，东学道是妖言惑众的邪教，应该被世人所排斥。教祖崔济愚在高宗即位的1864年，在大邱监狱被判死刑。但是，族人崔时亨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官方搜捕迫害下，秘密进行宣传活动。

    由于19世纪下半叶朝鲜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尖锐化，东学道信徒逐浙增多，遍及全国，而以朝鲜南部全罗、庆尚、忠清三道为中心。东学道组织扩大并不断强化，终于搭上抗拒暴政的民乱便车，有组织的展开东学党运动，而发展成一股革命势力。

    1894年春间，金罗道古阜郡农民因郡守赵秉甲贪污，迫害人民而群情愤激，派代表赴全州，向全罗造观察使控拆，农民代表反被逮捕入狱。四月间，古阜郡东学道首领率领愤怒的农民群众，实行武装起义。袭击郡衙，杀死郡吏，夺取武器，打开仓库，把粮食散发贫民。

    最初起义军派出了数名首领，去找政府要员呈递请愿书。他们的目的只是单纯的请求赦免第一代教祖崔济愚的原罪，并承认天道教本身为正当的宗教团体。但是，闵氏政府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这种请求。随后，40余名的东学党成员大举前往京城，在王宫正门前展开连坐示威。这次在他们所列举的要点中，明白提出“济世安民”、“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政治性要求。

    起义者提出排除闵氏势力专断，换言之，东学党主张赶走闵妃与其党羽，以及应该拒绝所有外国侵略性的行为。他们的主张恰巧与大院君的主张不谋而合。

    闵皇后看到东学党提出的要点与大院君的一致，大为慌张，将林圭镐、孙天民、孙柄熙等东学党首领全部逮捕，加以严罚。事态越发扩大，东学党人只有以武力对抗政府了。

    于是东学党由全罗道古阜郡的东学道人全奉准为总司令，组织数千名东学军，每到一处便攻击当地官兵。当时，东学军向所有农民散发的檄文内容如下：

    我们高举正义的大旗而起，只想解救百姓于涂炭之中，将国家置于磐石之上。对内，我们要严格惩罚被贪念所惑的贪官污吏；对外，我们要从这块土地上赶走被大清国、日本等外敌。不堪忍受贵族与富豪横行霸道之苦的农民们，遭受首领、方伯驱赶的下级官吏们，以及所有像我们一样怀着怨恨的人们，趁此机会，都一起加入斗争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将永远无法脱离贫困、屈辱与苦难

    东学军在起义之初，只以东学道教徒两千人组成的军队，从古阜郡开始和官兵争夺地盘。所到之处，东学道徒与非道徒农民纷纷起义响应，参加者还有当时受尽压迫和凌辱的奴婢等贱民和城市贫民，甚至还有一部分对当时社会不满而又失势的没落两班、儒生、乡班和地方胥吏。起义军驱逐地方官吏，搜出地主豪绅的钱粮，散发给贫劳人民。朝鲜政府派官军前去镇压，反被起义军击溃。

    从高宗31年（1894）5月开始起义的全奉准东学军，所到之处胜利不断，如入无人之境一般横扫古阜、泰仁、南原、扶安、兴德、高敞、茂长、灵光等地。终于在当月末，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全罗道的首府全州。一时朝鲜南部三道完全卷入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朝鲜政府无力控制。东学军在这些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机关——执纲所。

    政府对此大为恐慌，重新组织东学军的讨伐军。招讨使洪启薰带领讨伐军，约一千名用美国新式武器武装起来，又经美国教官训练的京师，也为随抵达全州。他们在得到人员和武器的补充之后，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对全州城发起了多次进攻。数日间，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攻守战，全州城变成了一片火海。但是，东学军在城内百姓的大力支持下，顽强地守卫住了全州城，并且还多次冲出城外进行反击，每次都给京师以沉重的打击，致使讨伐军攻城的企图未能得逞。东学军方面也有很大的伤亡。

    这时候，在麻浦别墅里过优闲日子的大院君，听到东学党席卷全罗道的消息，心中大为欢悦。因为东学党行动纲领中提出的“排除闵氏势力，驱逐倭寇洋夷”的口号，与自己平常的思想完全一致。大院君认为东学党起义是绝好的一次机会，立刻派心腹部下去全州，劝说全奉准带着东学军攻打京城。但是，这股来势汹汹的势力，在朝鲜当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已超脱了大院君可以控制的范畴。东学军掀起的狂潮，将整个朝鲜卷入了动乱的游涡之中。

    继官军在长城战斗中惨透失败的凶讯之后，又传来了在全州失利的消息，加之各道的农民起义象燎原之火燃遍全国，使闵氏政府大惊失色。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全国交通几乎完全断绝，而三南地区这个粮仓又陷入动乱之中，致使汉城的粮源被切断了。

    为了挽救这危在旦夕的时局，镇压农民起义，闵氏政府首先想到的就是偷偷地请求大清国军阀出兵镇压农民起义军。为了赢得时间，一方面指使洪启熏同农民军暂时求得“媾和”另一方面封李元会为两湖巡边使，率领一千余名的京师开赴公州，以阻止农民军北上，并派严世永为三南廉察使南下，用自欺欺人的国王敕谕对农民军进行劝诱。

    从朝鲜民乱之初，中日两国就时刻注视着朝鲜局势，对朝鲜发生的任何事件都非常敏感，而且彼此都增惕地提防看对方的行动。当金玉均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的企图，李鸿章即电告袁世凯探查，袁回电认为日本没有积极行动的可能。他在东学党起义初期，即有意于自动的派兵助朝“剿乱”欲借以促进中国的声威，同时为个人猎取功名权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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