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sp; 李鸿章对于镇压东学党起义，维持受册封的李朝统治，是完全赞同的，这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基本态度。但是李鸿章仍然有顾虑，怕中国出兵助剿会引起国际纠纷，特别害怕日本乘机出兵。因此他在东学党起义之初，并没有立即派兵的意思。但是东学党起义的声势大振，李鸿章改变了他的态度，同意出兵。此时，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电报。袁世凯在电报中说，朝鲜政府已向他请求派兵援助，而且自己在和日使馆的翻译官郑永邦谈话时，郑永邦表示，日本希望中国速派兵剿乱，日本必无他意。

    其实这是日本驻朝代理公使杉村浚根据日本政府的指示，派出去探询中方态度的探子。日本把东学党起义看成是侵略朝鲜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了挑起侵略朝鲜的战争，而竭力怂恿清政府派兵入朝镇压起义，以作为日本乘机出兵朝鲜的口实。

    其后杉村浚还亲自去见袁世凯，进行了类似的探询，袁世凯竟然信以为真，在给李鸿章的电报中说：日本只关心他在朝鲜经商的国民，除此之外好像并无居心。袁世凯这个错误的判断，加强了李鸿章派兵的决心。

    之后，李鸿章又亲自面晤了日本驻津领事荒木，荒木早和国内统一口径，李鸿章对日本“必无他意”信以为真，遂决定同意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镇压起义。

    几天之后，李鸿章接到朝鲜政府正式请兵的电文，便奏派叶志超、聂士成率淮军共约2500名分批入朝鲜，又命令丁汝昌派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一面又依照天津条约行文知照日本。李鸿章和袁世凯此时是相信日本不会派兵，纵使派了也易于对付，不会惹下太大的麻烦。足见他们不知道日本的阴谋。

    中国派兵的照会送达日本外务省当日，日本政府即电令驻北京日使向中国递交日本派兵的照会。事实上，日本内阁早在几天前就决定出兵朝鲜，之前已借口护送在假期中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朝为名，派遣海、陆军到朝鲜。但是，日本装模作样，等待中国派兵照会到来时才正式照会中国，这正是日本外交的狡猾之处。

    从中、日派兵开始时的若干迹象，显示情势非比寻常。

    首先，中国出兵照会，以应朝鲜政府请求“保护属邦”为名，日本立即提出抗议，认为日本从未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中国要求日本为保护使馆商民不必多派军队，不可进入朝鲜内地。日本即蛮横地宣称：日本派遣军队数量及行动，帝国政府自行决定，不受他国掣肘。态度十分强硬。

    再者，中国派兵仅2500人，驻扎在牙山，而日本派出5000余人，其后陆续增兵达万余人，部分日军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分踞要害。同时，日本军舰八艘驻泊仁川。显然，为保护使馆及商民，完全没有动员如此巨大军事力量的必要。

    这时候闵氏政府见中日军队云集，颇存戒惧，希望双方撤兵。而袁世凯也看出日军来势汹汹，情势不妙，便极力催促朝鲜政府设法阻止日本来汉城，并拟请驻朝各国使领出面干涉，均无效果。袁世凯只有与日使大鸟圭介直接进行谈判，双方约定之后均不再添兵。大鸟同意不再添兵，是日本外交上的策略，作为缓兵之计，以便在军事上从容部署。但是袁世凯和李鸿章却深借不疑，生了停止派兵的意思。

    朝鲜政府请求撤兵的公函送抵李鸿章处，李鸿章即电告叶志超，命令军队暂驻牙山，原定增强部队也接到命令停止出发。

    李鸿章的这个措施，既是对敌情错误判断，又表明他胆怯地企图避免中日纠纷。其结果使日本从一开始就在军事上占得了优势。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策略与李鸿章恰恰相反，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而且每一步都先于中国。日本军事先占一看，是此后外交交涉和战争中日本制胜的一个关键。

    这时，东学党起义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全州失守之后，招讨使洪启董奉闵氏政府之名，假惺惺地向农民军提出“媾和”这一招本是怀柔之技，意图缓和局势，等待清兵帮助。

    他劝诱道，假若两军继续交战，王朝发祥的历史圣地全州必将变成一片废墟。不但如此，趁我国内乱之机，清军已在牙山登陆，日军也将在仁川登陆。如此发展下去，外国军队势必要进行干涉，不仅东学军将遭受重大牺牲，而且国家也将陷入更大的危机。因此，东学军如果撤出全州，京师也要立即撤离全州附近，以免同室操戈；而政府则设法促使外国撤回军队，并根据东学军的要求，立即实行各项政治改革。

    当时，全奉准等人在全州战斗结束后，原准备重新整顿农民军，同忠清道一带的农民军会合，直取汉城。但是，在忠清道一带对农民军深有影响的东学教领导人崔海月一派，却极力反对农民战争的扩大发展。他们甚至向各地发出通告，声称：全奉准为国家罪人，师门之逆贼。这就使全奉准领导的全罗道东学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北上。

    全奉准等人也认为，清日两国军队以朝鲜的动乱为口实，开进朝鲜蹂躏践踏国土，是决不能容忍的。再则，他们也不能不考虑到，农民军在全州战斗中伤亡较大，加之农忙季节来临，多数农民归乡心切。在这种形势下，全奉准等人只好暂时接受官方提出的“媾和”要求，以便政府在农民军撤迟后，迫使外国军队立即撤离朝鲜，并按照农民的要求改革弊政。

    于是，全奉准等人被闵氏政府所欺骗，政府方面假惺惺的以农民军提出的27条要求为蓝本，达成了所谓的全州和约。和约全文12条，其内容是：

    一、荡涤东学道人与政府间的宿嫌，协力庶政事；

    二、查得贪官污吏之罪目，一一严惩事；

    三、惩办残暴富豪辈事；

    四、惩罚不良儒林两班事；

    五、烧却奴婶文书事；

    六、改善七班贱人待遇，脱去白丁头上的平壤笠事；

    七、许可青春寡妇改嫁事；

    八、无名杂税一并勿施事；

    九、官吏采用打破地阀登用人材事；

    十、严惩与倭奸通者事；

    十一、已往公私债务一并勿施事；

    十二、土地平均分作事。

    协议既定，起义军便暂时撤离全州城，日后逐渐瓦解。等到6月底，东学党起义基本平息了。

    如果从朝鲜政府请求清朝派兵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这一点来看，此次入朝清军的作战目的基本达到。但由于日本乘机大肆派兵入朝，使得援朝清军和入朝的日军处于严重的军事对峙状态。

    朝鲜政府被日军突如其来的大举出兵吓得得魂飞魄散。朝鲜政府立即声称农民暴动业已平息，要求清日两军同时撤退。中国也认为乱事已平定，为使日军退去，即根据天津条约的规定，要求中日两国同时撤兵。但是日本的政策是乘机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势力，独霸朝鲜，自然不会同意。

    高宗和朝鲜政府通过各国驻汉城的外交使节，特别是通过当时在朝鲜以“朋友”自居的美国公使，敦请美国等各国政府出面给予斡旋，促使日军立即撤退。然而，美国人却支持日本侵略者入侵朝鲜的行径。

    日本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派兵，现在使馆和侨民的安全已不成问题，中国又愿撤兵，日本如坚持不撤兵，师出无名，势必会引起国际舆论的不满。日本政府为扭转这种不利局势，提出一项提案，电令日本驻津领事通知李鸿章。提案的内容为：农民暴动尚未平息，中日两国军队应共同镇压朝鲜乱民。平定后，为改革朝鲜内政起见，中日两国派常驻委员驻朝鲜，调查财政，淘汰官吏，并设置必要之警备兵，以保持国内的安宁。

    很显然，日本是借这个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难住清朝。日本政府明知这个要求必定不为中国所接受，在提出提案的同时已经决定，不论与中国协商的结果如何，在朝鲜政府导致农民暴动的腐败内政得到“改革”之前，决不撤兵；如果中国政府不赞同这个提案，日本政府要独力担任朝鲜政事改革。

    中国自然不会接受这个提案。此时朝鲜局势极为紧张，中、日、美、英、法、俄等国军舰十艘集结济物浦港口。从仁川到汉城，沿途日军把守要害，盘查行人。日本政府训令大鸟不得撤兵，并相机使日军继续开赴汉城。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中国方面，自中日朝鲜问题争端发生，李鸿章就把解决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他先是挽请俄国，继而挽请英国出面调停。幻想通过俄英的干涉来制止日本侵略。

    然而，英国在看到日本开战决心已定，并在得到了日本有关日军“不在长江下游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为战争运动”的保证后，决心支持日本，最终拒绝了李鸿章的要求。俄国看到日本背后有英国支持，也不愿卷入中日朝鲜问题的纷争，最后也拒绝了李鸿章的调停建议。

    李鸿章重外交、轻军事的作法，引起大清国朝野上下的严重不安和舆论的不满。以光绪帝师翁同龢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力主增兵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翁同龢曾多次呼吁增兵朝鲜，占据要隘，以绝对优势兵力压倒日本，认为只有这样，日本方肯撤兵，紧张局势才可能有所缓和。

    李鸿章在挽请俄英调停相继失败之后，迫于国内主战派压力，才匆匆忙忙作军事布署，第二次不情愿地对朝派遣了清军。少部分增援驻守牙山的清军，大部分则向平壤集结，以便同日军展开决战。

    在此期间，日本侵略者毫不迟延地在朝鲜制造有利形势。就在李鸿章积极进行联俄之时，日本加紧向朝鲜向朝鲜增加兵力，并千方百计地制造挑起战争的借口。日本政府密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目前形势表明开战已不可避免。务须不择手段地制造开战之借口。”

    当中国拒绝了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提案之后，日本人就单独地开始了非法行动。6月26日，日本公使单方面地要求高宗“改革内政”7月4日，大鸟根据日本政府给他的机密训令，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的五大纲领26条目，详细规定了有关用人，行政，兵制，币制等项“改革”甚至连兴办学校、铁路都包括在内。这个强加于朝鲜的“改革方案”实质上是欲借此把朝鲜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

    而且，大鸟还逼迫朝鲜政府在三天内制订出实行“改革方案”的具体措施，十天内付诸实行。而当时这个所谓的“改革方案”类似“敷设汉城至各通商口岸间的铁路，架设足以联系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可靠的通信网”等条款，均是无法在限期之内实现的。

    但是，正如日本侵略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们的目的在于“故意提出这些在限期内无法实行的改革条款，如被拒绝，或是在限期内未能付诸实现，就可以此反诬朝鲜政府没有改革内政的诚意，为日本人能以行使武力，颠覆朝鲜政府，由他们自己独力着手进行改革制造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