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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千二百三十五章 求月票求订阅（第2页）

在《周书》中，出现有“天不可信”

；在《大雅.大明》中，出现有“天难忱斯，不易维王。”

（真的只有我的王室的统治能够垂久吗？上天的这种旨意很难可靠啊。

）；在《诗经》中，出现有“昊天不惠，降此大戾。”

（昊天没有恩惠，降下如此大罪。

），“浩浩昊天，不骏其德。”

（浩荡的昊天，不常保它的恩德。

）等等。

进一步倡导“仁治”

，并发明出“天道”

概念称量君德。

“民弃其上，不亡何待？”

（《左转》），“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

（《国语.周语下》）。

进而，“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

（《国语.楚语上》）则将满足民众，减少君王的私欲纳入到了“君德”

的范畴。

这些讨论，建立了一种民众对于国与君的否定关系。

亦即——执政的合理性的缺失可以构成对于执政的合法性的质疑的合法依据。

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基本范式。

用执政合理性维持巩固执政合法性，说白了，德治也是一种功利哲学或者说统治工具理论，它的任务目标是利于统治。

此前的夏朝的“天命论”

，奴隶们再被压榨再惨不忍睹，也不可以反抗夏朝，否则就是反抗天！

商朝的“神鬼论”

，一切都是鬼神的意志，奴隶主是遵从鬼神意志，鬼神既背书了合法性，也赋予了执法权，也剥夺了反抗权，因为你不可以反抗鬼神。

商鞅变法法家的摒弃善政德政论，认为善政会导致奸民，因此摒弃一切善政，要烧毁儒家诗书，用严酷法令治国，用立功、法律来管理国家社会。

因此，道德对于统治，不是必需品，而是辅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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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理论当然是一种进步，是统治者成功的好途径，但要分清主次，谁是成绩谁是途径。

衡量标准应该是以成绩，而不是以途径为标准。

赵构再有德治措施，成吉思汗再凶暴，赵构也无法获得高于成吉思汗的评价。

因此，对于帝王，衡量不能用道德为标准，应以功业为标准。

这是古代政治，现代政治更是如此。

更加没底线，更加赤裸裸！

没办法，西方政治观念中，道德本身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关于西方文明道德水平如何，不妨先看一看两位名人的观点：其一，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我们虽然在技术上已进入原子时代，但道德上却仍停留在旧石器时代。”

即，汤因比认为西方道德还在万年之前。

其二，1960年英国蒙哥马利访华时，教员曾经指出：“西方人的道德标准太随意了，他们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标准就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