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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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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民政府不是衙门

    李仲彬掷地有声:

    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贯耳,因为夸他的和骂他的人都为数甚多,喜欢他和讨厌他的人都成群结队。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个区委书记个性十分鲜明,也说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动了真格。动了真格,就会有人坐不住,也会有人拍巴掌。不过李仲彬的毁誉参半争议迭起,恐怕还与他性格有关。他几乎是一个从不隐瞒自己观点,也毫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爱则喜笑颜开,憎则金刚怒目,言则眉飞色舞,做则雷厉风行,一点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领导干部。

    我喜欢他,也为他担心。这种喜欢和担心,不好说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异类惜异类”我们两个不乏相似之处,只不过我的经历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轰轰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当过知青,后来当消防队员,多次立功受奖,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全国抗洪劳动模范、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他在消防队救了20年火,从电话班班长、防火科参谋、防火科科长、副支队长,一直当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挥官(支队长),从来就是身先士卒,冲在第一线,好几次差一点以身殉职。李仲彬说这是带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冲在前面,别人怎么跟你冲啊?你有权力要别人上吗?你自己冲在前面,你不叫别人,别人也要跟着。带兵的人必须以身作则,垂范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们就来看看他在新的领域如何冲锋陷阵。

    李仲彬是1998年底调到新都的,先当副书记然后当县长。李仲彬说,我到地方上来,切肤之痛就是感觉人民群众对我们的误会太多,对领导干部的认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很多该公开的事情没有公开,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来就有知情权。该让人民知情的没有让他知情,他当然疑神疑鬼,胡猜乱讲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开放。于是他一当县长,就把县政府常务会开放了,对外开放。

    我问,开放了又怎么样呢?

    李仲彬说,开放以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会代表、党员代表、普通市民都进来了。他们看见了什么呢?看见“当官的”研究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啊“当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都在研究怎样发奖金,怎样升官啊!这一下不就沟通了吗?

    我说是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

    李仲彬说,通过这一沟通和交流,他们就把下面的问题带了上来,有什么想法他们也说出来了。这时我们就可以取舍。如果他们都反对,而且反对得有道理,这个议题我们就暂时不决,下次再议好了。毕竟他们来自第一线啊,他们了解基层的情况啊!这样就避免了你盲目去决策,你决策的科学性、客观性就要强一些了。这样就能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即使你犯错误,也不至于犯很大的错误,有这么多老百姓监督嘛!还有,同时他们也把我们的情况带回去了。我们有什么决策,群众一时半会不理解的,他们帮着解释。他们也是开了会的,晓得是怎么回事嘛!

    我同意这确实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好办法。领导避免了决策失误,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下情得以上达,上情得以下达,彼此得到沟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党委和政府开会,门要关起来,窗帘要拉起来,外面还有一个站岗的。人民群众觉得神秘兮兮,就认为自己是隔着布袋买猫,不知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现在开放了,等于是把猫啊,药啊,都放进玻璃柜台了。

    李仲彬却好像连“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阳光”是“阳光政府”李仲彬说,何为“阳光政府”?就是将政府的一切行为置于法律监督之下,置于民主监督之下,置于老百姓监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开透明,一切都按规则来操作。这就叫“阳光”你不公开能叫“阳光”吗?你不透明能叫“阳光”吗?你不让老百姓参与能叫“阳光”吗?该让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让他知情能叫“阳光”吗?当然不行。要“阳光”就要“拆墙”所以我一当县长,就把政府外面的楼房炸掉,围墙拆了。那个围墙它不简单是个围墙,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碍。把这个围墙拆掉,双方的心理就沟通了。站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达都可以进来,只有保安,跟小区一样,老百姓晚上还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这绝不是个围墙问题,而是个理念问题。我们就是要让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阳光的,是公开的,是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不要用高高的围墙把自己和老百姓隔离开来。要给大家一种欢乐,一种信任,一种亲和。我们是靠老百姓打了胜仗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建围墙了,还要站岗了,还要放哨了呢?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怕过老百姓!

    我正想说点什么,李仲彬却不接我的茬,只管说自己的。李仲彬说,他有很多不喜欢,包括不喜欢官场文化和衙门作风。人民政府不是衙门,领导干部不是老爷。现在个别地方干群关系紧张,就因为政府是衙门,干部是老爷,不可能是老百姓有问题。老百姓有什么问题?

    真是掷地有声!我开始领教这位老兄的开放理念和凌厉作风了。我相信他不会就此止步,一定还有动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当书记就取消了书记办公会,改革了常委会,加强了全委会。常委会只决定议题,不议事,把常委会的职能转移给全委会。李仲彬说:这是我上台干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权力,就是把我书记的权力全部分散,顺便也把组织部长的权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个干部,开书记办公会。书记副书记碰头,先议一议,再上常委会。实际上往往是一把手说了算,常委会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书记这里来了,要不就去勾兑(拉拢、讨好、巴结)常委。现在对不起,就是提拔个副局长,我都没权力。先要群众公推,然后组织考核,对外公示,最后全委会投票,票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我当书记的一句话也不能说。全委会有27个人,你去勾兑吧,看你勾兑哪个!其实要勾兑也不难,你把工作干好,让群众满意,就是最好的勾兑。你还是勾兑老百姓去吧!

    我说对不起,全委会票决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额的话。

    李仲彬说,提拔必须差额,至少两个候选人,甚至三个。两个人总有一个竞争,民主里面有一个选择权的问题。你拿一个我们选谁呢?当然候选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较合适。

    我问,平调也票决吗?

    李仲彬说,平级调动也要票决。平调表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没有提拔谁谁谁,其实里面的腐败很可怕。一个文化局局长调去当财政局长,一个机要局局长调去当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样嘛!这里面的名堂多啊,这里面的猫腻多啊!所以非全委会票决不可,当然不能差额,只能等额。尽管是等额,是平调,如果大家不认同你,你还是调不了。

    新都区的这项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李仲彬认为还不够,他还要搞“公推直选”所谓“公推直选”就是“公开推荐,直接选举”当然,这里面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们的做法,是先在学校试行。李仲彬说,为什么要先从学校开始?因为教师的民主意识要强一些。基层民主建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养,逐步训练。培养训练得差不多了,然后再由点到面,横向和纵向一步一步来。所以先在学校,全体教师选校长。然后在村,全体党员选支书。最后在乡镇,全体党员一人一票选举党委书记。

    我问,差额还是等额?

    李仲彬说,当然是差额,等额就没意思。

    我又问,这么说,每次都有落选的了?

    李仲彬说,当然有,包括原来担任这个职务的。村支书选掉了58个,学校校长选掉了12个。乡镇党委书记倒是没有选掉的,但有人没敢报名。

    我再问,选掉了怎么办呢?

    李仲彬说,学校校长选掉了,回去当老师,村支书选掉了,回去当农民。乡镇党委书记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当选的书记,干到中间你的任期目标没完成,被罢免了,你原来是什么位置就把你放回什么位置。如果原来就是党委书记,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过年去吧!

    我问,不像以前那样,实在干不下去了,就给他换个岗位?

    李仲彬说,绝对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里的人也不行。实行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以后,当选书记有对副书记、常委、正副镇长的提名权,报上级党委批准后,由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所以,你一旦被罢免,整个班子也得全体辞职,重新启动新的选举程序。原来是科长、副科长的,还是回去当你的科级干部吧!这也是和国际惯例接轨,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提名产生,技术官考试产生。它带来什么好处?就是解决了党政干部的团结问题。过去书记跟镇长不容易搞好,现在没有一个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条船了,有困难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济,休戚相关,他们能不团结?长期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稍稍把制度改进一下,设计一下,就解决了。

    我问,干得好呢?

    李仲彬说,发奖。每年你完成目标任务了,会给你书记奖金6万,年年兑现。你连续5年就是30万,干满5年以后还有20万,这就是50万。但是中途一断,这20万就没有了。现在党委书记很难当的,这个钱并不好拿。

    我问,怎么不好拿?

    李仲彬说,我们有民主测评呀!全体人大代表,全体政协委员,全体党代表(即党代会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市民代表,农民代表,每年一次给干部打分。当场计票,当场统计,当场公布。然后电视给你公布出去,报纸给你公布出去,你自己还要作检讨。这个东西很厉害啊!为什么呢?因为它公开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个干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问,你自己也是测评对象吗?

    李仲彬说,当然。

    我又问,如果你分数低了怎么办?比方说低于平均数或者低于副职。

    李仲彬说:我只有打辞职报告。不要说分数低于平均数,就是低于副职都不行。因为你当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帜。分数比副职还低,你的副职怎么服你,怎么认同你啊?你的副职就会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还要指挥他?你指挥他什么,你自己打辞职报告解甲归田吧!其实这件事,压力最大的是我。当然对副职压力也大,哪一个都怕分数低了。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挑战。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有这样一句话“向我看齐,向我开炮”也就是说一把手要成为班子成员的表率,同时也要成为第一个被监督的对象。你怕分数低了,你就不要当领导。我不止一次讲,当一把手你就要成为这个地方的地面皮。因为你是代表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这个地方的气候,你就要带头上梁山。这个梁山就是为人民服务,帮老百姓做事。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梁山,别无选择!

    我说,这个恐怕由不得你。谁能保证一把手一定会得最高分?

    李仲彬说,所以你要以身作则。

    我问,万一有人存心跟你过不去呢?

    李仲彬说,这个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杆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给他们做实事,他们不会找碴的。

    我说,不管怎么说,你们新都区的官不好当了。

    李仲彬说,是不好当,但是劲头也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人民群众发自内心地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帮书记说话了。原来老百姓说,那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派的,这个书记可能是买来的,可能是贪官。现在不一样了。乡镇党委书记都是这个乡这个镇全体党员选的,是自己的书记了。

    我问,从“你们的书记”变成了“我们的书记”?

    李仲彬说,是。过去工作的时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现在都主动配合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我大体上弄清新都区做的事情了。一般学者调研和多数媒体报道,都说是三件事。但我认为应该说是四件,即开放三会、民主测评、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我决定走访有关人士,把这四件事情弄个明白。

    二、打开天窗说亮话

    孙建成水来土掩:

    我们就是要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区区政府,孙建成的办公室。

    新都区区长孙建成给我的印象,是讲政治,守纪律,很用心。孙建成和李仲彬一样,也是军人出身,也都爱学习。孙建成的文学修养是很好的,读过不少文学名著。他当成都市副秘书长的时候,是市委的“笔杆子”理论水平也比较高。他当区长以后,忙里偷闲,仍然要思考一些问题。区长作为行政长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头天晚上,新都区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风灾,身为区长,不能不到第一线去。我见到孙建成的时候,他的裤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见孙建成,是要讨教“开放三会”的一些问题。孙建成告诉我,三会,就是区委全委会、政府常务会、人大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在仲彬同志当县长的时候就开放了,时间是在2001年9月。开放区委全委会和人大常委会是在2004年8月,那时新都已经由县改区,仲彬同志也已经当书记了。

    我开玩笑说,开放三会,总不会是把会议搬到广场上,在露天坝里开吧?

    孙建成说,当然不是,是邀请群众代表列席。

    我问,列席人员怎样组成呢?

    孙建成说,每次政府常务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各3名总共9人列席,区委全委会的列席人员由党代表(党代会代表)和党员群众代表组成,人大常委会的列席人员是市民代表、政协委员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问,这些代表如何产生呢?

    孙建成说,根据议题来选。议题涉及哪个镇,就请哪个镇的镇政府帮忙选3个市民代表。当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轮流,但基本上都是找与议题相关的代表和委员,通过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办公室来安排。

    我问,你刚才说的是政府常务会吧?

    孙建成说,是。全委会的列席人员也是9个,主要是党代表和党员代表,按系统产生。如果全委会有多个议题就分开来邀请,也可能每个议题来一位,也就是说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虑到。

    我问,为什么要按议题来邀请呢?

    孙建成说,如果与议题不相关,就是来当收音机了,没多大意思。说句实在话,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只是旁听,没什么发言权,听听而已。这也不奇怪。那时我们没有经验,他们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鲜。当时大家都觉得,能够开放会议,让群众旁听,就很不错了。

    我同意。能开放就是进步。

    孙建成说,但这不够。我们开放三会,不是作秀,而是要务实。后来就针对议题邀请代表,每次都这样。比如涉及某个镇的事情,就请这个镇的代表来列席。涉及某个系统,就请这个系统的代表来开会。这下子他们有发言权了,每次开会都积极发言,踊跃得很。

    那是当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关系到自己的乡镇、系统,肯定要发表意见。何况他们身在基层,熟悉情况,本来就有发言权。

    我又问,有表决权吗?

    孙建成说,没有表决权,只有发言权。

    我再问,那他们发言管用吗?

    孙建成说,管用。有一次开全委会,讨论撤乡并镇。有一个镇,利济镇,按照市里的要求,应该整体归并到另一个镇去。当地老百姓就有意见了。因为这镇原来就是两个镇合并的,这次再合,就成三镇合一了,不方便。全委会上正好有这个镇的党代表,他就代表当地老百姓提出来,说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镇重新拆了,以河为界,就近合并。这边的合到这边,另一边的合到另一边。这个意见有道理。我们就尊重老百姓的意愿,请示市委,市委也同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开放三会确实有效果,也说明我们党实事求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是想为人民办好事,但有时候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听取老百姓的意见。如果老百姓反对,就宁肯放一放。

    我问,你的意思是说,实际上他们还能起到左右党委政府决策的作用?

    孙建成说,如果他们的意见确实有道理,我们会听的。我们在座的有分管领导,还有部门的负责同志。如果他们认为这个代表讲的意见值得研究,那么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停下来,再研究,然后下次再讨论。

    我又问,如果代表的意见不一样怎么办?比方说,我们两个都是来旁听的代表,还都是同一个乡镇或系统的,意见又不统一。

    孙建成说,这个事要搁下。把不同意见都听了后,有关职能部门再议,对这个事情再作些论证。

    我再问,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见,你们都要搁下?

    孙建成说。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们论证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见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会上你就要给他解释,当场给他解释,有关部门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他了解真实情况以后也会表示赞同。但是,第一,要充分听取他的意见;第二,要采纳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问,有关部门的人也来列席?

    孙建成说,都来,以备咨询。相关单位也参加。比如我们要搬迁拆迁,涉及许多方面,搬迁企业、拆迁农民都可以来陈述,来发表意见。这实际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了民主决策。

    我又问,这样大范围地征求意见,会不会人多嘴杂,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开成马拉松会议?

    孙建成说,不会。在此之前,分管区长必须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充分咨询,科学决策,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个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后才拿到会上来。我们心里其实还是有谱的。

    我说,你的意思是,由于决策必须过群众关,你们准备得特别充分?

    孙建成说,是。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准备充分,在最后决策这一关还是要请我们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党代表、党员代表来讨论,实际上也还是能够听到一些真知灼见,这样我们的决策就更扎实更科学了。

    我并不完全以为然。我说,话是这么讲,但也只是你的说法而已,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上,这些群众代表来,可能确实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呼声,但也可能只是发表他个人的观点。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众的意见,也不一定就科学。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毕竟是两回事。部门负责人的意见也一样,可能正确可能不正确,他们可能是在坚持科学发展观,也可能是在维护部门利益。如果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们又该如之何呢?

    孙建成承认这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孙建成说,你作为领导,肯定要有一个较高的理论修养和一个较高的执政水平,另外还要熟悉情况,了然于心,否则对付不下来。因为群众代表在会上提出意见,你必须现场解答。就算他是少数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见,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问题,行还是不行,做还是不做,我们马上就要作出决策。这就考验领导的胆识了。所以开放三会,有利于我们领导干部改进工作,对我们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问,意见分歧时,领导要表态?

    孙建成说,当然,尤其是一把手。总要有个结论嘛!

    我想也是。如果领导不表态,事情就没有结果,那就成开神仙会了。但是这里面也有问题,就是“一言堂”的影响如何消除。我对孙建成说,你们以前开常务会,都是一把手说了算,现在虽然开放了,长期养成的习惯未必马上就改得过来。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顺着你们的意思说,那可就变成了扩大的常务会,形式变了,性质照旧。

    孙建成说,不会。因为在会上你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可以发表不同看法。而且领导的表态,只能在讨论后,不能在讨论前,不能先定调子。

    我问,你们有没有奖励民意代表呢?比方说给点出场费或者奖金。

    孙建成说,没有,这主要体现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我问,做义工?

    孙建成说,完全是义务的。

    我又问,他们肯来吗?

    孙建成说,肯!可以和领导干部直接对话,反映社情民意,还有影响决策的可能性,谁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

    我再问,要是说出真话,会不会被打击报复?

    孙建成说,不会,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讲真话,也可能讲错,但老百姓能错到哪里去呢?最多有点不切实际,或者缺少整体观念。因此,不妨让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要不损害党和国家的利益就行。

    我说,那倒不会。党和国家的利益是不会被损害的,损伤你们的面子却有可能。要是听了批评意见,你们把不高兴挂在脸上怎么办?

    孙建成说,不会的。我们听了这些意见之后,要给他们解释,他们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来。这就要求我们干部态度要好。因为这些群众代表是我们请来的。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好,群众就会有想法了。他们就会说:咋个?又不是我要来,是你请我来的。我的意见可能不对,那是我带来的信息不一定准确,你可以不听,但是你不能耍态度。你开放三会,不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嘛!你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水平,没有这个肚量,你就不要搞!实际上,不管群众代表说什么,怎么说,本意都是好的,有什么听不得?一定要让他们自由地建言献策。

    我说,长期以来,你们可都是关起门来说悄悄话的。现在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有什么感受吗?

    孙建成说,我个人的感受有三条。第一,开放三会,在一定范围和程度内让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工作评头论足,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甚至决策权,其实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二,开放三会,直接听取来自基层的声音,拉近了党委、人大、政府与群众的距离,也使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第三,开放三会,把所有能够公开的都公开,对领导干部的素质和水平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锻炼。它要求领导干部具备相应的理论素养、决策水平和分析判断能力,既不能独断专行,也不能人云亦云,听到风就是雨,而要吸收采纳科学合理的意见与建议。反正“太平官”你是当不成的了,因为你只能月亮坝耍大刀——明砍(侃)。

    这话说得俏皮,也精彩。同时我也注意到孙建成提到了监督权。不过,开放三会,更多地还是解决了知情权、参与权和决策权的问题。确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新都区其实另有高招。

    三、群众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气和:

    干部是给群众打工的,当然该由他们来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与李仲彬的个性张扬、锋芒毕露相反,新都区委副书记廖仁松显得文静内敛,甚至不善言辞。他说话轻言细语,不紧不慢,并不主动倾诉,但也有问必答。廖仁松告诉我,新都区搞民主测评,已经三年了。当初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或者说很单纯,就是要解决一个干部的工作好坏谁说了算的问题。原来的干部考核,老百姓参与的比较少,搞测评的和被测评的都是官,通俗的说法叫“官评官”人民群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体现不出来。

    我说,说白了就是自己给自己评功摆好,自己给自己打分。

    廖仁松说,也不都是评功摆好,也有批评的。但不管表扬批评,都是当官的在说,老百姓没有发言权。我们就想,领导干部是干什么的?说到底,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工的。既然如此,我们干得好坏,就应该由广大人民群众来打分,起码要有一些群众代表来参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们就在原来“官评官”的基础上略为扩大了一些范围,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来参加,一共好几百人。虽然官的比例减少了,但里面还是有官。

    哦,掺沙子!但不知从哪里掺起。

    廖仁松说,先从区上做起,对我们区上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

    我问,测评些什么呢?

    廖仁松说,这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当时我们想,既然我们是在为老百姓做事,那么测评的内容就应该体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就设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状态、群众观念、调查研究、碰硬精神、办事效率、作风民主、以身作则、清正廉洁、工作实绩等这些项目,一共11项。原来这些项目当中还有子项目,后来觉得不能这样分,还是简单点好。

    这是对的。成百上千人来测评,当然宜粗不宜细。项目分得太细,一些群众代表就不知道怎样下笔了。

    我又问,如何打分呢?优良中差还是百分制?

    廖仁松说,好、中、差,三等,另加弃权。为什么要有“弃权”?因为领导干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们,了解情况。你非要他评出好、中、差来,肯定不客观。所以就给大家说,你了解,你就选择好、中、差;不了解,你就弃权。结果第一次测评时,弃权票就相对多一些。

    我说,这不是坏事。这说明大家都很负责,总比不负责任乱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测评完了过后,我们自己也认为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测评的结果,是按照惯例由组织系统内部掌握呢,还是向老百姓公开呢?

    是啊,公开还是不公开,这对他们的基层民主建设可是一个考验。就像哈姆雷特说过的那样: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廖仁松说,当时一部分意见认为应该公开,一部分意见觉得不公开好。主张不公开的也有一定道理。因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稳。再就是有些领导干部某一项好票少一点,或者差票多一点。如果公布出去,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影响领导在群众中的威望威信,会不会挫伤积极性。反复讨论没有结果。仲彬书记就采取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最先在常委会上,后来在全委会上,就把票数公布了。全委会上多数同志认为,既然请了老百姓来给你们投票,老百姓有权知道这种结果。人大、政协也是这个意见。于是就在报纸、电视公布出去了。

    我问,向全区公布?

    廖仁松说,对,向全区公布。

    我又问,完全公开?

    廖仁松说,对,完全公开,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问,公布出去以后怎么样呢?

    廖仁松说,公布出去以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既然你请了老百姓来画票,这就等于是征求意见了。如果某一项差票多,就说明老百姓意见大,说明你本人和领导班子存在突出问题,你就要向老百姓作个交代。所以公布的第二天,我们就进行自我剖析,由电视直播。同一时间,全区60万人都看到,有11位领导同志在电视上作检讨,分析原因,作出承诺,保证改进。整个新都区对这件事反响非常强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都说领导干部自我检讨的意识强了,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第一次民主测评初见成效,我们就开始推进

    我问,把“官评官”彻底变成“民评官”?

    廖仁松说,对。当然也有一个过程。第二次民主测评时,所有的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参加。党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协委员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之间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中的领导干部不能参加,总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后就是我们所有的村、社区的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社区主任,部分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机关干部的代表、农村一般群众的代表、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这样加起来就是1047人。第三次的人数就更多了,1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数都增加了。同时,不但区级领导干部不参加,就连局级领导干部、乡镇党委书记、镇长也不参加“官评官”彻底变成了“民评官”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渐进式改革”了。不过我更关心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比方说,怎样填票,怎样投票,怎样计票,等等。不能小看这些细节。对于基层民主建设来说,细节往往决定成败。

    廖仁松告诉我,填票是每人一个小桌,完全隔开,独立思考。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独立填票,我们的测评是分批进行的。后来,我们利用双休日,借学校的操场和课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时进行。投票和选举一样,有投票箱。计票用微机。我们在微机上做了软件,培训了一批素质好的工作骨干,用微机去计票,全过程在纪检部门和媒体的监督下操作,组织部门不参加。

    我问,当场公布结果吗?

    廖仁松说,当场公布。

    我又问,做排行榜吗?

    廖仁松说,那倒没有。

    我看过他们2005年的测评结果。17个领导干部,11项测评内容,每个人每个项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张,政策水平差票17张,精神状态差票3张,群众观念差票10张,调查研究差票23张,碰硬精神差票4张,办事效率差票8张,作风民主差票72张,以身作则差票8张,清正廉洁差票7张,工作实绩差票6张。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张,政策水平差票37张,精神状态差票33张,群众观念差票66张,调查研究差票45张,碰硬精神差票51张,办事效率差票46张,作风民主差票44张,以身作则差票55张,清正廉洁差票62张,工作实绩差票36张。作风民主这一项,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这个人,工作作风是有些问题,我的评价是“民主思想,集权作风”看来群众的眼睛确实是雪亮的。

    这就奇怪了。上千人来给17位区级领导打分,他们都了解情况吗?

    廖仁松说,第一次的时候,确实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弃权票就多。后来大家习惯了民主测评,平时就比较关心注意了。何况每次测评前,每个领导都要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述职,现场直播,提前通知广大群众和领导干部收看。另外报纸也要把区级领导干部的述职报告全部登出来。新都区的报纸是机关的内部刊物,是赠阅的。我们就加大批量印刷,发到所有的乡镇、社区、单位,大家都来看。提前一个星期登,让大家认真去思考。这样,请你来测评的时候,你就会给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了。所以第三次的弃权票就比前两次少得多。测评完了就通报,然后就上电视剖析。这种方式,所有的区级领导都已经接受了。

    我问,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也都习惯了?

    廖仁松说,都习惯了。

    我又问,不能到会的群众呢?

    廖仁松说,他们会委托党代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表达他们的意愿,有的还会找上门去反映情况。大家的认同程度、接受程度、积极性都越来越高。

    我说,你们可以推而广之了。

    廖仁松说,正是这样。于是我们就扩大了范围,单位、乡镇、村,都如法办理。区级领导干部的民主测评是在七八月份进行,乡镇的是在年底。乡镇这一级就更好搞了,因为本来就是我们的管理对象。区级领导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只能供上级组织部门参考,乡镇干部民主测评的结果就要兑现。有一个镇的副镇长,差票超过了三分之一

    我说且慢,什么叫做差票超过三分之一?你们不是有11个项目吗?是每个项目的差票都超过三分之一,还是平均?

    廖仁松说,乡镇干部的民主测评多一项,综合评价。如果这一项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处理。于是我们就给这个副镇长做工作,要不你辞职,要不停职,总之测评结果要运用。当时他就主动辞职了。

    我说,动真格了。

    廖仁松说,老百姓也这样认为,觉得我们是动了真格,不是来“呵”(哄骗)他们的,在领导干部当中震撼也比较强。仲彬书记就讲,上一次你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的是那个缺点,下一次你还是那个缺点,你就不能交账了。不能给老百姓交账,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给老百姓不能说大话,不能说套话,只能说老百姓关心的事件,老百姓身边的事情。如果你说了大话、套话,老百姓说你是个嘴壳子。你讲的话不落实,不关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认你。老百姓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们都是对上负责的,现在也要对下负责了。当然,对上负责、对下负责是一致的,因为党就要求你对下负责。

    这当然很对。不过民主测评也好,差票超过三分之一就要下课也好,都只是事后监督。那么事前呢?事前岂非更应加强监督,小心谨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个领导干部不称职,人民群众不满意,虽然可以用民主测评的方式请他“另谋高就”但毕竟是“亡羊补牢”耽误的时间,耽误的工作,可是补不回来了。实际上,对于干部的管理来说,任用远比考核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新都区又有什么创造性的作为?

    这就必须弄清楚另外两件事:全委票决和公推直选。

    四、凤凰涅槃

    麻渝生侃侃而谈:

    我们在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就是放弃自己的部门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区委接待室。

    新都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麻渝生让我想起了两句诗:“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位基层干部稳重沉着,毫不张扬,说话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说,他是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又长期从事组织、纪检工作,深受党的教育和培养,也一直在思考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党将走向何方,如何防止东欧、苏联那样的巨变,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说这也许不该是他考虑的

    我说哪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麻渝生说,当然我们可能是杞人忧天了。我还思考:组织部门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如果说改革就是一场革命,那么首先应该革谁的命?我是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书记一起来推进新都基层民主建设的。

    这就太好了!不过新都区基层民主建设的总体情况,我已经和李仲彬谈过了,现在很想听麻渝生专门谈谈全委票决的事情。

    麻渝生说,全委会票决这个事,是不能就事论事的。如果单讲票决,就讲不到位。实际上它是整个基层政治体制改革当中的一环。这个过程从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阳光政府”理念以后,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书记提出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想法,我们组织部就按照这种想法来操作,来贯彻执行。最初是在学校公选校长。它不是现在公选校长的一般意义,也不是后来我们直选校长的模式,实际上是公开选拔和直接选举两种模式结合在一起的雏形。后来又推进到直选校长和公推直选书记。这样一路实验下来,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选了第一个镇党委书记——木兰镇党委书记;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几个行政村试点的基础上,对299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进行了差额直选。随后我们分四批,到今年3月为止,11个镇的党委书记全部实行公推直选。乡镇这一块干部的任用,已经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问,是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机关、部门干部的任用就成了问题?

    麻渝生说,是。按照过去常规的干部任用方式,有许多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晋”这个问题不解决,后患无穷。正好当时也遇到了一个难题。2003年上半年,市上给了我们3个助理巡视员的名额。按照常规的做法,是组织部先提出方案,通过考察,提出建议,上会通过以后,就可以上报。但当时的情况,是只有3个名额,却有14人符合条件,你说报谁,又不报谁?让我们组织部来判断,确实很难。仲彬同志也刚当书记,他就决定在全委会上票决。根据我的观察,仲彬同志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推进接下来要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实干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组部是有规定的,应该在常委会上票决,县以上的主官要全委会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需要征求委员的意见。像我们这样,既是全委票决,又是差额票决,票决的还是助理巡视员的上报人选,这样的事情,中央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人这么做过,我们算是第一个吃了螃蟹。

    我说,但是你们却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情。

    麻渝生说,这个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这以后,我们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换届后任命的20个局长,我们都进行了票决。接下来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常委会也只是讨论议题,由全委会来讨论和决定全区的重大事项。我们的干部任用也都在全委会上进行票决了。

    这就又迈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于知道他们的具体做法。

    麻渝生却胸有成竹,他不紧不慢地告诉我,在干部的任用上,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关键的:一是谁提人选,也叫“初始提名权”;二是怎么票决,也就是表决程序如何设计。

    话音刚落,我立即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因为麻渝生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涉及提名权,第二个涉及表决权,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问题。对于法治社会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实质正义更重要的东西。没有程序公正,就没有实质正义。如果程序做了手脚,有了猫腻,实质正义最终就会是一句空话。看来这位麻部长非同一般。他虽然说话不多,语气平和,神态安闲,却字字句句点到了穴位。

    麻渝生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继续往下说。麻渝生告诉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层来讲,区县这一级是组织部有什么想法,或者分管的副书记有什么想法,再听听其他领导的想法,根据这些想法商量一个方案,提出最后人选。也就是说,初始人选的提名权,按照规定应该是在组织部。但是在实际运作当中,并不完全是组织部说了算,起码要一把手同意,这个初始提名才能提出来,才能到单位去推荐,才能进行后面的程序。正因为初始提名权很关键,所以我们很多干部被提拔以后,出了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出在考察这个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这个环节。这一块出了问题后,后面的程序再怎么正规,程序再怎么完善,都有问题。因为一个地方的书记说了话,组织部是很难改变的,除非是特别不行的,明显有问题的。但是有些人选在能力方面还不太适应这个工作岗位,感觉不是很好的,这样的初始提名就不好办了。

    我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改革,一定是从初始提名权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诉我,在李仲彬的倡导下,他们就把初始提名权的问题提出来了。麻渝生说,我们改革初始提名有个过程。最初是让全委会来推荐。持续了一段时间,感觉还有问题,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就进一步改进。

    我问,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麻渝生说,先把空缺的职位通过文件、报纸、电视等形式向全区公示,符合条件的就来报名。报名有一个截止日期,而且规定报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问,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说,就取消这个职位的选拔,过一段时间再说。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现在就是空缺的,因为当时只有两个人报名。

    我又问,不耽误工作吗?

    麻渝生说,每个单位都有副职。职位空缺的时候,由副职主持工作。

    我再问,如果报名的有四个或四个以上呢?

    麻渝生说,先由我们的考评小组对报名者进行资格审查,接着演讲,再由考评小组打分,然后前三名进入考察、推荐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刚才说,报名的人,要有四个或四个以上才进行考评,但进入考察、推荐、票决程序的却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说,考评小组至少要淘汰一个人,是不是?

    麻渝生说,是。

    我说,那么考评小组也是一个关键或者关口了。如果这里面有猫腻,同样导致腐败。请问考评小组由哪些人组成,他们又如何进行考评?

    麻渝生笑了一下说,考评组由七人组成。管党副书记,组织部长,政府一个副区长,人大一个副主任,政协一个副主席,民主党派一人,还有就是职位空缺单位的中层干部一个,这样组成一个考评组。

    我问,人员是固定的吗?

    麻渝生说,管党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是常任,其他人随机。

    我说,哦,两个“常任理事”五个“非常任理事”

    我又问,考评方式呢?

    麻渝生说,参选人面对考评组成员演讲,考评组成员对参选人的演讲进行打分。演讲的内容包括:他为什么要去担任这个职务,怎么去当?他的思路是什么?他当了以后怎么干?做什么事情?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考察这个干部对这项工作的理解、思路、规划和施政方略。我们考评组经过思考,给他打一个分。

    我问,考评组成员每个人都打一个分数吗?

    麻渝生说,每个人都打。

    我又问,当场打吗?

    麻渝生说,当场打。

    我再问,分数公布吗?

    麻渝生说,马上现场公布,直接告诉他是多少分。

    我又问,是公布所有的分数呢,还是公布平均分?

    麻渝生说,平均分。但为了公平起见,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为什么要去掉呢?就是为了避免带有个人色彩,特别对他好或者是特别对他不好。这个平均分数就真实地反映对这个人的真实评价。

    我问,然后呢?

    麻渝生说,然后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单位搞民主推荐。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荐必须超过50%。只有超过50%,才能进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后按照干部任用的条件进行考察和测评。这些程序结束后,我们组织部开会,有的地方叫部务会,我们叫办公会,再征求纪委的意见。纪委没有意见,就上全委会票决,从三个里面决出一个来,条件是票数必须过半。

    我问,能决出来吗?

    麻渝生说,一般来讲,应该能够决出来。比如我们选拔规划局长,三人上会,其中一人一次过半,就定下来了。但也有意外。选拔民宗局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也是三人上会,27位委员投票,结果是每人各得9张。原来我们的设想,是万一谁都不过半,就在前两名当中再票决一次。但是这回不行,都是9票。没有前两名,这样谁都没有当成。

    我笑,你们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麻渝生也笑。他说,麻烦是麻烦一点,但是很必要。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程序设计,才能解决干部任用中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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