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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康改革 分裂教派的源起与沙皇的大获全胜（第1页）

一、尼康改革的历史背景

自莫斯科大公弗拉基米尔在公元十世纪末期定基督教（更准确来讲是拜占庭东正教）为国教，完成“罗斯受洗”

以来，“总体说来，在王公集权势力强大的地区以及接近基督教世界的地区，基督教推行得较为顺利。

譬如，当罗斯大公命令基辅人到第聂伯河边去接受希腊神甫的洗礼时，人们纷纷‘欣然前往’然而，在罗斯北方和内陆地区情况就相对复杂。

10世纪末，罗斯北部城市诺夫哥罗德是多神教的主要阵地。

这里的王公担心基辅统治者权力扩张，人民对传统的信仰也倍加留恋。

因此，基督教的传播收到了来自多神教的强大阻力。”

由于弗拉基米尔当初决定接受基督教的原因便是为了同罗斯周围业已形成的一神教世界加强交流与融合，扩大罗斯的影响（“在其近邻中，大摩拉维亚国早在831年就从法兰克日耳曼人那里接受了基督教；874年，捷克大公又从大摩拉维亚接受了基督教；保加利亚于863年成为拜占庭基督教派的一员；波兰也于966年皈依罗马基督教。

罗斯的东邻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诸国和拜占庭基督教帝国。”

），同时也为了利用宗教在精神上加强全国的统一，这种局面当然是亟需改变的。

弗拉基米尔通过销毁民间保留的多神教的各种偶像、对国民进行威胁（“宣称不接受基督教洗礼的人都是大公的敌人”

），以及自己出资兴建什一教堂、“请求君士坦丁堡牧首在基辅罗斯正式设立都主教区，在诺夫哥罗德等6个城市设立主教区”

等方式大力推行拜占庭基督教，最终使多神教信仰在罗斯人的意识中逐渐淡化，基督教信仰日渐占上风。

“在罗斯教会建立的初期，教权与政权处于一种协调发展的状态。”

《圣弗拉基米尔法规》确认了罗斯教会收取什一税的权力，“为教会的存在提供了物质基础”

。

该法规同时对教会的司法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法规强调：只有罗斯的都主教和主教才拥有对宗教案件及宗教人士的审判权，‘王公、世袭贵族和世俗法官都不得干涉”

。

同时，在封建割据时期，各封邑王公针对本公国或本地区的地方性法规“将罗斯各主教区的教会什一税确定下来”

，并“使社会对教会的实物馈赠和土地捐赠合法化”

。

除了在经济上很充裕以外，“在封建割据时期，教会在封邑公国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王公会议上，神职人员总是处在仅次于王公的位置上。

在14～15世纪的诺夫哥罗德公国，高级主教拥有许多政治特权。

他有权主持由世袭贵族、地方行政长官、千人长、城市各区长官等参加的城市会议，决定公国生活的一切邪重大问题，如推举王公、地方行政长官及其他行政要职的候选人、筹备‘卫切’（俄文‘市民大会’的音译）、讨论重要文件及制定对外政策等。

高级主教还出面调解地方长官与民众之间的纠纷，调节卫切各派之间的纷争。”

“在对外交往中，高级主教成为必不可少的外交使节。

在签署外交文件时，高级主教以公国代表的身份出现，外交条约上均有他的印章。

公国最高法院的会议也经常在高级主教的官邸中举行。”

而且，在外族入侵时（如鞑靼蒙古人统治时期、天主教日耳曼人和瑞典人对罗斯西北部领土进行蚕食时期，和1240年日耳曼条顿骑士团侵入诺夫哥罗德公国等时期），东正教会都在唤起民族意识、号召共御外敌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随着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和专制制度的加强，世俗政权与教权之间的分歧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反对中央集权的世袭贵族（因为加强中央集权就意味着剥夺他们的世袭特权）“或者在教会的地盘上购买土地、建造房屋和修筑墓地，努力为子孙后代留下遗产，或者利用教会在国家税收方面所享受的优惠条件与教会合作，共同经营土地及商业活动，从事偷税漏税及投机倒把等非法行为。”

；同时，国家为了抵御外来干涉需要更庞大的军备开支。

再加上教会内部种种问题的出现（如对教义进行曲解、举行宗教圣事时祈祷词、赞美诗及圣歌使用混乱、国民及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平下降等），伊凡四世于1551年宣布召开了俄国等级代表君主制确定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宗教会议——百章公会。

百章公会上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教会内部关系问题；二、教会土地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上，会议形成的《百章决议》（也称作“百条决议”

）硬性规定加一统一化的宗教礼仪中包括用两指而不是三指划十字、在祈祷时每读一段经书要连诵两次“阿利路亚”

再将第三次改为“光荣属于你，神”